五一六反革命集困 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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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兆武上学记摘抄

（一）

我认为，一个人，一个民族的完善都需要正视自己的缺点，唯有如此才能真正鼓舞士气，才能真正进步，否则徒然助长虚骄之气，是没有好处的。

（二）

想要做出成绩总的有三个方面的条件：一是天赋，这点不能强求，每个人天赋不一样，没有什么可丢脸的；二是环境，这也不是每个人能争取到的；第三就是个人的努力，但个人的努力应该得法，不能只讲拼体力，老是延长劳动时间，增加劳动强度，那是不行的。读书也一样，书读的好坏跟你拼不拼命没关系，天天开夜车，我不认为那是一条正路。当然一个字都不看，那成文盲了，也不行；你好好做了就是，像吃饭一样，不吃饭不行，那饿死了，但也不是吃得越多身体越好，吃多了也没有用的。

（三）

历史有两个特点，第一，所有的历史都是由胜利者写的，不是又失败者写的。第二，历史都是高雅的上层阶级写的，真正下层群众写的历史几乎没有，也不可能流传。你要是真看了下层的历史，你就会知道，广大人民真是太悲惨了，又穷困，又愚昧，而且地位卑贱得连起码的人格尊严也丧失了，用卢梭的话来说，根本配不上“人”这个称号。

文革时我们抓“五一六”，“五一六”是什么？是“反革命阴谋集团”，当时抓了一大串的人，个别也有不承认的，比如我们同组的杨超，他不承认自己是“五一六”，后来自杀了，留了一份遗书，说：“我不是‘五一六’，我不知道谁是‘五一六’。”只有这一个人自杀了，其余的有两三个人是不承认，但是好几十人都承认自己是“五一六”，这简直不能想象。当然现在都平反了，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反革命阴谋集团”，可是那时候他们自己都承认。“人”到了如此悲惨的地步，以致丧失了起码的做人的尊严，你一骂他，他马上就承认是自己有罪，没有一个敢据理力争，这一点是人思之不免黯然。

（四）

我想，幸福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你必须觉得个人前途是光明的，美好的，可是这又非常模糊，非常朦胧，并不一定是什么明确的目标。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前景，也必须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如果社会整体在腐败下去，个人是不可能真正幸福的。

（五）

真正的历史是要把人的精神写出来。

（六）

我觉得王浩说的很有道理，这个世界正因为你看不透，所以才吸引你，要是你知道一切，把一切都看透了，人的一生无所追求，那就太没意思了。

（七）

在革大培训了大半年，和联大时候不一样，没有哪位老师或同学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我想除了学习时间短，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解放后人们说的全是标准的，一样的语言，冠冕堂皇而少了个性。到了文革更是这样，家里人说话都是“最高指示”，人与人之间，领导与基层之间非常隔膜，彼此不能了解内心真正的想法，甚至于文风都是一样的，假如把作者的名字抹掉，你看不出那是谁的作品。

1927年5月21日,国民党反动军官许克祥在长沙发动反革命政变,史称?

叫马日事变

1927年湖南的“马日事变”，是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反革命派和以蒋介石 为首的南京反革命派公开合流的信号。这个事变的直接幕后组织者何键是当时躲在革命阵 营里的野心家之一，是湖南地主阶级当权派的代表人。为了组织这个反革命叛变，他纠合 了一批北伐军中的反动将领、国民党的右派分子和湖南一些身据要津的反动官僚政客、大 地主，作过长时期的处心积虑的准备，在两湖进行了一系列的阴谋活动。那时，何键任国 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唐生智）第三十五军军长，我任该军学生队队长，随军驻在 汉阳。

1927年4月下旬，我随何键派到湖南负责策划“马日事变”的代理人余湘三回到 长沙，并参与过他所主谋的幕后活动，对事变内幕有亲身经历和亲见亲闻。现就回忆所及， 记其梗概，以志悔恨并备史乘参考。

何键在武汉的反革命阴谋策划

何键虽于1926年随唐生智部编入国民革命军序列，参加了北伐战争，但对孙中山 先生的三大政策是根本不赞成的。据说，在那年冬天他率部驻在宜昌，与其左右亲信谈到 湖南的工农群众革命运动高涨形势时，就认为“国民革命在军事上是节节胜利，在政治上 却处处失败。”及1927年2月，他奉命率部由鄂西移防湘西驻在常德时，对湖南的农 民运动和整个革命胜利形势的恐惧和仇恨更为加深了。据他自己在1928年（时任湖南 全省清乡会办）“马日事变”周年的丑表功讲演中说：在1927年2月间他曾同三十五 军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王基永作过一次谈话。谈话时，他伪装着一副革命面孔，谈了一 番欲使革命进行到底应使军队与工农结合的道理；王基永也同他谈了一些关于农民运动和 改造旧军队的意见。何键自己说，当他听了王的谈话后，“不禁毛骨悚然”。他这番话， 正是他对当时农民运动和整个革命深怀恐惧和仇恨的自供。

因此，1927年3月间，他率部移驻汉阳后，便进一步窥伺时机、进行背叛革命的 阴谋活动。

何键左右的一批高级幕僚，如军参谋长王艹凡生、秘书长凌璋、经理处长汤焕彬、顾 问吴凯南（汤、吴均系何的拜把兄弟）、参谋处长史民、秘书易书竹等人都是他所倚畀以 成其“曾左彭胡事业”的班底，也都是醴陵的大地主分子。三十五 军又是以醴陵的“子弟 兵”为基干组成的。这时，在何键的军部里和其他一些集会场所，经常有一些人，三三两 两，议论有关两湖的农民运动，传播着种种诬蔑和丑化农民运动的谣言。如说“官兵寄回 家的薪饷被农会没收分配了”；“某人的父亲被农会抓着戴高帽子游垅了”；乃至“湖南 要实行共产、公妻了”等等。这些谣言都不胫而走。有些官佐的地主亲族到武汉时，带来 的种种反动宣传，也都成为大家议论的中心。

有一次贺耀组的大女儿从长沙逃到汉口，我们学生队队附谢武汉受贺函托，招待她住 在汉口扬子江饭店，我曾同谢去看过她一次。这位平日连梳头都雇有专人伺候的大小姐， 到了汉口两天，因无人伺候，自己竟不知梳洗，样子狼狈不堪。她这副形象也成了官佐们 议论和思索的题材。在当时种种闲谈和议论中，有些人毫不掩饰地流露出对农民运动的仇 恨，说：“这太无法无天了。”有的拍桌大骂共产党“革命革到老子头上来了。”有的提 出要求将农民运动“糟得很”的情况报告唐总司令（生智）和政府速予“纠正”。当4月 上半月长沙的几个大劣绅李右文、叶德辉、俞诰庆等被革命法庭判处死刑后，从湖南传到 武汉部队中的谣言就更多了。我们在军部官佐间听到的议论也更多而且更为恶毒。有人公 开恐吓说：“继续这样搞下去，上面也不理，我们底下就只有造反了。”何键对这些官佐 中日益嚣张的反动议论是完全心中有数的。他不但不加以阻止，而且还巧妙地利用这种反 动情绪，布置其心腹，在官佐间有意识地透露其反共衷曲，推波助澜，为其阴谋活动作舆 论准备。如史民在某次饭后闲谈时，就公开说：“叶翠公（指三十五军副军长兼第一师师 长叶琪）和军长谈到共产党时，总是拍桌大骂共产党和农民协会，主张消灭他们。”

由于武汉是当时革命中心所在地，北伐战争仍在进行，武汉国民党上层人物的真实态 度还不明朗，何键的反共阴谋活动，最初只敢在他左右的高级幕僚和同他个人关系较深的 少数军、师长间暗中进行；对中下层官佐，他还是装着一副革命面孔，喊着革命的口号， 不敢随便公开透露他心里的阴谋诡计。

何键的反共面貌的公开暴露，首先表现在土地问题上。这年春天，武汉国民党中央设 立了一个中央土地委员会，何键也名列委员之一。4月间，土地委员会开会讨论土地问题 纲领时，他在会上公开诬蔑农民运动，列举了两湖农民运动的所谓种种“罪状”，坚决反 对没收地主的土地。会议在何键这帮人的压力下，制订了一个保障革命军人土地“不受侵 犯”的条例，但仍承认了没收大地主土地的原则。这个土地纲领当然不能满足何键的要求。 他在会上的叫嚣，原意也只是想借此打开一道公开反共的缺口。他从这次公开的反革命叫 嚣中摸到了武汉国民党右派首要的底，从此，他进行反共阴谋活动的胆子渐渐大起来了。 特别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反革命派先后在上海、南京、广州掀起的反革命叛变，对何键 及其反革命集团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他背叛革命的意图因而更加坚决和急切了，他的反 共阴谋活动，也从上层间的秘密勾结，发展到在中层干部中进行具体的策划。

4月下旬某日，何键在军部参谋处同官佐们谈话，我和余湘三也在座。他听了大家对 时局不满的意见后说：“你们这些议论、咒骂、哀叹有什么用呢？总指挥去河南前，我曾 将湖南农民运动无法无天的情况，向他详细报告过，问他怎么办，他叫我有事和汪先生 （指汪精卫）商量。现在共产党这样猖狂，汪先生也没有什么办法。我们讲了许多话，结 果只讨到一个‘革命军人土地保障条例’，这也不过是一纸具文，没有什么用。他们还不 是照样搞。这叫我有什么办法？”言下愤恨异常。过了一两天，我同余湘三又到参谋处参 加官佐们的“闲谈”，史民对大家说：“现在只有学蒋介石在京沪一带的作法，设法迅速 制止共产党的活动，才能救得了我们自己的身家性命。”我们一听，就知道这是何键要史 民来试探官佐们的态度的话，当下一致赞同他的意见。经过这样多次酝酿之后，军部官佐 们都表示愿意服从军长的指挥，伺机行动。

最初，何键曾企图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群众集会进行捣乱的办法，从破坏城市群众运 动开始实施其反共叛变阴谋。4月下旬，他曾在汉阳组织了一批打手（主要是便衣士兵） 破坏某一工人集会。但当打手刚一行动，很快就被工人纠察队所驱散，大会仍照常进行。 经这次失败之后，何键及其参谋人员都感到单靠这类偷鸡盗狗的办法，顶多只能泄愤一时， 终不能成“大事”。因此，他们决定放弃这种办法，而采取发动军事政变的措施。为此， 何键于4月底，利用唐生智去河南前线的时机，在汉口邀集了一次高级将领会议，密商发 动清党反共的军事叛变的计划。参加这次秘密商谈的主要人物，除何键自己及其副军长叶 琪之外，还有第八军军长李品仙（兼武汉卫戍司令）、独立第十三师师长夏斗寅、三十六 军副军长兼代湖南省政府主席周斓等人。在会商中，夏斗寅是主张反共最激烈的，对何键 发动军事政变的阴谋表示坚决支持；李品仙则主张边报告、边行动，但是大家都不赞成； 最后决定秘密进行，斩而不奏。关于发动叛乱的地点，最初他们曾考虑首先在武汉发动； 当时有人对何键说：“你们自己有部队驻在汉阳，何不就近在武汉三镇动手？”但何键不 赞成，他的参谋人员也都反对，李品仙更不敢负首难之责。原因之一是此刻大家对于唐生 智对反共清党的态度，都不完全了解，怕闹下大乱子，没有人替他们承担责任；尤其重要 的是第四军的叶挺师就驻在武昌，武汉三镇工人纠察队的势力也未可轻视，军事叛变成败 未可逆料。因此，他们经过反复研究之后，为了便于推卸责任，同时又便于在幕后组织和 领导这个阴谋活动，决定避开武汉，改在湖南首先发动，跟着由夏斗演在鄂东南响应，然 后由何键自己的部队和李品仙的第八军相机在武汉举事，以成其“两湖共举”的“清党反 共大业”。何键在这个阴谋中所依靠的军事力量，除他自己当时驻在汉阳的部队外，还有 驻宜昌的夏斗寅独立第十三师、驻岳阳、长沙间的第八军第一师张国威（兼武长路护路司 令）部、第八军第二师吴尚部和第三师李云杰部（均驻汉口）、湖南省防军独立旅熊震部 （驻常德）、第三十五军第一师叶琪部（驻岳阳）。

何键在湖南发动军事叛变的最初布置

何键将反共军事叛变首先发动的地点选在湖南，固有其种种优越条件，但也有一些困 难，就是在长沙没有他的直属部队；叶琪师驻在岳阳，又没有理由要求将前方部队往后调。

经与参谋处商量，决定以武汉没有适当驻地为由，呈准将三 十五军学生队，移往长沙 训练，并乘机以汉阳学生队为基础，将学生队改为教导团，以之作为在湖南发动军事叛变 的基本力量。这个计划是在4月下旬决定的；同时决定由王东原任教导团团长，陶柳、晏 国涛和魏镇分任大队长。何键随即先后召见了王东原、陶柳、晏国涛、魏镇等人，具体交 代去长沙的任务，并以余湘三为他在湖南具体策划军事叛变阴谋的代理人，令我和余湘三 带领汉阳学生队新毕业的四十多名学生赴长，交王东原以下级骨干任用。

王东原先到长沙，在小吴门外四十九标设立团部，着手教导团的筹组工作。计划是： 第一大队招收初中毕业生数百人，组成两个步兵中队和机枪、步炮兵各一个中队，限于暑 假期间招足，在五十标成立，由魏镇任大队长；第二大队为步兵四个连，尽速招收新兵， 于学院街第三十五军后方留守处成立，由陶柳任大队长；第三大队由晏国涛任大队长，暂 缓成立。

我和余湘三是5月初回到长沙的。约在我们动身赴长前两天，何键派小汽车接我们去 军部谈话。何键对我们谆谆训示说：“你们到长沙以后，最要紧的是掌握住部队。要把自 己部队的刺刀开口，免得军情紧急时措手不及。要特别注意留守处的安全，有什么风吹草 动，你们要和留守处共存亡。这是你们的责任。”这是何键第一次以如此严重的态度向我 交代任务。当时我的思想上感到有些紧张。余湘三看到了我的表情，知道我对任务还不摸 底，后来在我们同回长沙的车上，曾郑重其事地将何键的意图，对我作了进一步的解释， 他说：“现在湖南的农民协会和工人纠察队凶得很，我军学院街后方留守处储存有不少的 枪枝子弹，还有些大炮和炮弹，恐怕暴徒抢劫，军长很不放心，又不便抽调前方的部队去 保护，因此，特命教导团在长沙成立，借以保护留守处的安全。这样做，顺情合理，不露 半点形迹。我们到长沙后要好好干。”虽然何键和余湘三始终不曾对我明言其所谓“顺情 合理，不露半点形迹”的究竟，但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这时我对他们的罪恶阴 谋，却也早已心中有数了。

关于余湘三

何键为什么选上了余湘三作他在湖南策划军事叛变的代理人呢？这里且对余湘三的情 况作一简短介绍。

余湘三，字甲文，醴陵县泮川冲人，保定军校三期炮科毕业，曾在零陵镇守使刘建藩 部任排长。刘死后，曾与同学何键、张国威等在醴陵组织游击队。1920年投入李抱冰 部任炮兵连长，在津市、澧县一带与王育寅部作战，右脚受重伤因而致跛。后来，赵恒惕 政府为了照顾他，委他任安（乡）澧（澧县）厘金局局长，他乘机弄了一些钱，在醴陵家 乡买了一 百多石田。1926年10月，他到汉口找何键，何委他为军部中校参谋，派到 汉阳学生队任军事教官。我和他是这时认识的。

他因与何键有同乡、同学和同事等几重关系，颇得其信任。我虽为学生队队长，但有 关队里的经理人事问题的决定，都须通过他才能得到何键的批准；同时他在学生队也负有 部分责任，所以我在工作中都是事事依靠他的支持，他对我是有左右作用的。他尝自称不 愿作官，不愿显露名声，只想作些闲散差事，“说说话，参谋参谋”。他平日最好打牌， 喜欢玩弄阴谋诡计。同他臭味相投的人也常奉承他是一个“兵家而兼有策士才”的人物。 他确算得上一个善于奔走策划的阴谋家。

当他到三十五军不久，他的这份“才华”，很快就得到何键的赏识。他平日与何键接 触密切，敢于“直言”。何键这个以“曾左事业”后继者自命的野心家，也装成能纳“忠 言直谏”的样子来笼络他。因此，他对何键也忠心耿耿，以报其“知遇”之恩。同当时何 键豢养的汤焕彬、吴凯南等反动策士一 样，余湘三也是满脑子的极端反动的封建地主思想， 对共产党怀有刻骨的仇恨，对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也是根本反对的。某日，三十五军学 生队头一次举行“总理纪念周”，第二 师师长刘建绪代表何键到队主持。当全体员生随刘 恭读总理遗嘱时，声浪参差不齐，此起彼落，大出洋相。余湘三对于读总理遗嘱，极为反 感，会后对我说：“背孙大炮那一套，真叫活见鬼。”学生队的政治教官宁翔（国民党员）， 某次给学生队讲农民运动课，将几句他自己也不懂的条文翻来复去背诵。下堂后，余湘三 问他：“你左一个‘武装农民’，右一个‘农民武装’，究竟怎么一个武装法？”宁翔被 他问得无辞以对，只好说：“上面规定这样讲，我有什么办法？”余湘三平日貌似深沉， 不轻易向人表露他灵魂深处丑恶肮脏的思想。与他接近的人，则知道他是何键左右坚决主 张反共的一人，是何键的清党反共阴谋的直接参与者之一。“马日事变”后，他曾任湖南 省会公安局局长；何键任湖南全省清乡会办时，他受委实际负责湖南省团防训练所的工作； 何键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兼四路军总指挥时，他建议设立四路军干部学校以培植嫡系势力， 被何委为四路军总部少将参谋和省政府顾问。

余湘三到长沙后的活动

我同余湘三于5月初回到长沙后，见闻所及，感到湖南工农革命运动的声势，比武汉 更为壮大，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异常尖锐，因而我内心交织着恐惧与不满之情，对何键所 交代的反共任务，不免有些动摇；而余湘三的反共谋叛的意志，却更加坚决和迫不及待了。 有一次，当他同王东原、晏国涛和我商量教导团招兵问题时，他表示不惜以身家性命，同 共产党拼到底。

关于发动军事叛变的兵力问题，是叛变策划者首先必须考虑的。何键最初企图拉拢张 国威的部队，充当叛变的主力。

约在5月12日，何键特派三十五军陶广师部经理科长黄慧僧，携带致张国威的密信 和一笔巨款，专程来长见张国威，商谈此事；并要余湘三予以协助，极力促成。何在致张 的信中，对发动军事叛变的作法，主张先用便衣枪兵偷袭革命机关，随即出动正式部队， 借维持秩序为名，掩护便衣枪兵，包围、捣毁这些机关，并乘机扩大事态，举行公开清党 反共的叛乱。当时任湖南省政府军事厅长兼代主席的张翼鹏（醴陵oeO池人，曾任保定军校 战术总教官，后任唐生智北伐军前敌总指挥部总参谋长、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总参谋长）， 同何键、余湘三有同乡和师生之谊，交情甚厚。余湘三受了何键的委托，将何的清党反共 阴谋详告张翼鹏，并挽其恳商于张国威。张国威以其部队主力已开往岳阳为词，不愿承命。 实则因他与何键私嫌向深，不愿为何所用；同时也因为对唐生智的态度不摸底，怕负不起 责任。（不久，他留长的余部也开往岳阳去了。）这时，驻在长沙的部队还有第四集团军 的一个警卫团，团长周荣光兼长沙卫戍司令，所部四个营，分驻四十九标与五十 标，兵力 最为雄厚。另有李品仙的第八军教导团驻浏阳门外，团长李殿臣（晋阶），所部全系新兵， 不能单独有所作为。王东原的三十五军教导团招收新兵的计划，这时还没有实现；陶柳还 在汉阳（在三十五军第三师陶广处当营长）。余湘三在拉张国威的计划失败之后，又就商 于张翼鹏，请他以代主席名义调周荣光团听用。张翼鹏对何键的叛变阴谋，虽表衷心赞同， 对余湘三的奔走策划极力支持，但同样也摸不清唐生智的真实态度，周荣光又是归唐直接 指挥的部队，怕他泄露秘密，影响自己，因此也不敢下命令要周荣光来做这个罪恶勾当。

余湘三见拉拢上述驻长部队发动军事叛变的计划一时不能实现，便转同王东原、晏国 涛和我商量，主张以三十五军后方留守处的名义，立即招募新兵，尽速将教导团成立，并 由我担任后方留守处主任，负责招兵。我对这个任务感到很为难，问余湘三：“没有上面 的命令，能否自行招兵，这个擅自招兵买马的责任，谁来替我们背？”他却很有把握地说： “我可替芸樵（指何键）负责；张矮公（指张翼鹏）是我们的知交，怕什么？”为了招兵 的事，余湘三天天追到我家里，要我迅速着手稿。在当时的革命高潮下，像过去那样把旗 子一 竖，就可招徕几百几千已不可能，这时在乡下招兵要通过农民协会才行得通，在长沙 城里实际已无兵可招了。

过了一两天，恰巧陶柳从汉阳带着两百多名老兵来到长沙。这给我们解决了自行招兵 的大难题。陶柳到长沙后，就由他担任三十五军后方留守处主任，并以他带来的两百多名 老兵为基础，成立了三个连，作为三十五军教导团的基本队伍。原来的自行招兵之议，从 需要上说，也没有以前那样紧迫了，而且余湘三对学生带兵的作法本就怀疑，因此招兵的 事便无形中搁置了下来。

陶柳也坚决反对另行招兵起事。当我们共商起事的具体步骤时，陶柳说：“现在时机 紧迫，如果要靠招好了兵再来发动，不知道要等到哪一天？”大家认为要想起事得到成功， 仍须利用正规部队，如果单靠三十五军教导团这几个连的兵力，一动就会被消灭。陶柳忽 然想起他的故交、当时驻湘乡、湘潭整训的许克祥独立三十三团来了。他介绍了许克祥及 其部队的情况，极力推荐此人大有可用之处。经共同计议，遂决定由余湘三商请张翼鹏， 以增防长沙为名，将许克祥的三十 三团调来长沙，作为发动军事叛变的主力部队。张翼鹏 同意这样做了。

关于许克祥

许克祥，号长胜，湘乡县人，行伍出身，清末入营当兵，1912年投入宝郡守备区 卿衡部任连长，后投入朱泽黄旅任营长。赵恒惕主湘时，许又投入陈嘉佑旅任营长。嗣后 赵恒惕解决陈嘉佑旅，许即同陈旅另一营长陶峙岳拖队伍投往湘西镇守使蔡巨猷部，被委 为刘叙彝第九旅毛炳文团的营长。时蔡巨猷横行湘西，其部队专为川、滇、黔等省贩卖鸦 片的客商护运烟土，抽收过境税，以充军饷，获利极巨。许克祥妻系妓女出身，善于逢迎， 与烟商交往甚密，从中分润不少。后许即以此在湘乡购置田产百余亩。1926年，贵州 军阀袁祖铭进据湘西，许又投奔袁祖铭，被委为旅长。是年冬，许随袁进驻常德。时唐生 智部教导师代师长周斓奉唐令解决袁部，周派人策动许克祥，协同扑杀袁祖铭。事后，周 斓将许部收编，委许为独立第三十三团团长，令其率部驻湘乡、湘潭整训。

这个惯于在军阀厮杀中东奔西投的亡命之徒，正具有为何键这类野心家所需要的那种 冒险性。当张翼鹏将他的部队调到长沙来时，使他受宠若惊；他之毅然承担军事叛变首难 之责，也使张翼鹏、余湘三等如获至宝。事变之后，各县逃匿长沙城里的豪绅、地主和猬 集在长沙的反动官僚、政客等各色反革命分子，都奉许克祥为“救世主”，歌颂他“有胆 有识”。有些大地主家里还供奉着他的长生牌位；湘乡的一批大地主豪绅特地为这个刽子 手在县城云门寺前，立了一块很大的“纪念碑”，何键及其手下的一些人，都曾为之题词， “歌功颂德”。

事变前夕的策划和布置

许克祥的部队约于5月14、15日奉张翼鹏令调来长沙，驻小吴门外炮队坪。他刚 到长沙时，对军事叛变首难之责尚有所顾虑，不肯独担重任。经张翼鹏、余湘三、陶柳等 强调“清党反共”的必要；陶柳并告诉他，这是大富大贵的绝好机会；再加以各方面的推 戴奉承，他就毅然担任了这个反革命叛乱急先锋的角色。这时，张翼鹏、余湘三等便也同 何键一 样，隐身到幕后去了。张翼鹏大玩其两面手法，一面继续装着一副革命面孔，一面 暗中积极支持余湘三的阴谋活动，所有对外活动则完全由许克祥出面。

从许克祥到长沙之后，反革命集团发动叛变的准备工作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许克祥不 但到处叫喊、公开煽动各界仇恨农民协会和工人纠察队，而且组织他的官兵深入友军进行 串联活动，利用军官家属对住在省城的同乡戚友进行广泛的反共宣传；制造、散布各种丑 化和诬蔑工农群众革命运动和动摇人心的谣言，用尽一切办法以激起下级官兵对共产党和 革命运动的仇恨。许克祥曾对自己部队的官兵公开造谣，说他部某排长在湘潭街上买东西， 被纠察队抓去捆绑游街示众，最后被用乱棒打死。余湘三也到处造谣说，醴陵县某部营长 被农民协会枪毙；桃源县某部连长被农民协会用梭标戳死。

关于发动军事叛变的方法，余湘三最初仍想照何键在给张国威信中提出的办法行事， 他认为这样既能实现罪恶目的，又可替何键减轻责任。许克祥与陶柳则坚决反对这个办法， 他们认为这样做，既不能彻底摧毁共产党和各个革命机关的活动，而且事先要将所有驻长 部队官兵一一联系好，争取共同行动，事实上也办不到，甚至自己可能遭到毁灭性的反击。 经过一次有余湘三、王东原、许克祥、陶柳、李殿臣、晏国涛和魏镇等参加的会议（约在 5月17日）再度商议，决定用公开的军事行动发动叛变。这次会议是在许克祥的团部里 开的。

会议决定由许克祥担任叛变行动的指挥官，由他的三十三团担任叛变的主力部队，陶 柳的三十五军后方留守处部队及其他驻长部队，配合行动。关于发动叛变的日期，大致决 定为5月21日（因为这一天是星期天，有利于突然发动），但仍视准备工作进展情况， 再作最后确定。会上，余湘三对许克祥的欣然承担首难之责，大加推崇奖饰，并当众说： “现在我们已公推许团长为领袖，大家要多去看看他。”王东原也是一个积极反共，但又 不敢出头首难的阴谋家，现在许、陶两人既愿出头发动，他自然乐得顺水推舟。

这时，尚待完成的叛乱准备工作，主要是对其他驻长部队和军事机关的争取联系问题。 在许克祥团调来长沙之前，除周荣光团以外，其他部队大致都已由余湘三奔走联络好了。 最初感到最难争取的是驻小吴门外校场坪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三分校（主持人为石陶钧）， 后来通过其总队长谢煜涛和大队长文九德的关系，也很快取得了联系。在5月17日的会 议上，大家着重分析了周荣光的情况，鉴于他的态度此刻仍捉摸不定，决定直接拉他所属 的几个营长，争取他们在许、陶部队行动时，采取旁观态度。

这时，夏斗寅已在宜昌发动反共叛变，其叛部迅速迫近岳阳、临湘，指向武昌，武长 铁路交通被阻，外间盛传已久的何键的反共阴谋也因夏斗寅的叛变而更加证实。（这时蒋 介石的南京政府已公布了夏斗寅的清党反共通电。）夏斗寅的提前发动，打乱了何键原来 的“两湖同时举事”的计划，使其不再有待机行动和从容准备的余地了。共产党湖南领导 方面，这时似已开始觉察到局势的严重性，曾要求张翼鹏将驻长部队调往岳阳增防，以阻 击夏斗寅叛部南犯。张对此则借词推脱，并设法阻挠。

军事叛变已迫在眉睫，局势更加紧张了。就在19日晚间，当工人纠察队巡经学院街 三十五军留守处时，留守处驻军即乘机诬称纠察队企图夺取留守处枪枝，公然鸣枪挑衅， 将十 几个纠察队员的枪缴了。经党、群领导方面严重交涉，到第二天才予发还。

这时，我眼见在工农群众的革命威力面前，乡下地主的威风已经扫地，城里像李右文、 叶德辉等一向为非作歹、穷凶极恶的豪绅也被整倒了；现在我们这一小撮人要正面与革命 相对抗，成败未可逆料，万一事变失败，闯下了大祸，谁来替我们担当？想到这种种时， 心情不免有几分沉重。但我早已搭上了何键驾的这条贼船，上述偶尔出现的沉重之感，也 就转瞬即逝。不过我对余湘三的策划，也有同王东原一样的想法，就是让许克祥、陶柳他 们出头去搞，自己不在紧要关头公开露面。

“马日事变”的发动

1927年5月21日下午5时左右，我从四十九标回到南门外家里，想把时局紧张 的情况告诉家里人，叫他们在听到外面枪响时不要惊慌，并要我爱人立即通知我的族妹魏 斌（时为共产党员，后叛党）迅速逃避。当我到家不久，余湘三 突然来到我家，行色匆匆。 我与他已两天不见面了。原来他于18日晚去岳阳，先天才回。他将这次去岳阳的任务和 结果大致告诉了我，由于夏斗寅叛部已迫近岳阳、临湘，必须将我们在长沙发动叛变的计 划通知驻岳阳的叶琪部队，并要他们同夏斗寅部队紧密配合，以支援我们在长沙的发动： 由叶琪将部队集中岳阳、通城一线，各为防范夏斗寅部叛军南犯长沙，实则与夏部配合以 阻止武昌方面叶挺师的南下；另由叶琪通知常德的熊震部队，令其与长沙叛变采取一致行 动。说完这些话，余湘三又郑重其事地对我说：“现在决定按原计划在今晚发动。你怎么 还呆在家里？”我说：“现在没有我的事了。”他说：“怎么没有你的事？你赶快回营， 和警卫团的几个营长联系一下，邀他们到许团长那里去看看情况。”当我急急忙忙赶回四 十九标时，周荣光的几个营长安民等已在门口等着。我当即带着他们去见许克祥。

这时，四十九标到炮队坪一带，沿途岗哨林立，戒备森严，如临大敌。我们一到许克 祥处，未坐定，许即大声对我们说：“我已决定今晚11点钟动手。”他的行动部署是： 南正街、南门口一带地区的戒严和东茅巷、东长街的总工会、公安局、特别法庭等机关的 进攻，由陶柳的部队负责；其余地区的戒严和对革命机关的进攻，全由许克祥的部队负责。

晚11时正，市内枪声突起。浏阳门外、东

高尔基的事情

马克西姆·高尔基（1868年3月28日（儒略历3月16日）–1936年6月18日），是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的笔名，苏联作家，当过学徒、码头工、面包师傅等，流浪俄国各地，经验丰富。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奠基人，政治活动家，苏联文学的创始人。代表作品有《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海燕》等。1927年10月22日苏联科学院决定就高尔基开始写作35周年授予他无产阶级作家的称号。当他此后不久回到苏联后他受到了许多荣誉：他被授予列宁勋章，成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成员。苏联全国庆祝他的60岁生日，许多单位以他命名。他的诞生地被改名为高尔基市。1936年6月18日高尔基因肺炎逝世

跟列宁闹翻

高尔基被前苏联当局誉为“无产阶级文学之父”，也跟列宁有 “伟大的友谊”，但从克格勃档案里看，高尔基与这位俄国“革命之父”之间发生过多次观念和政治冲突，几乎闹到决裂地步。高尔基稍有摇摆，列宁就会批评他，高氏则报以诙谐一笑：“我知道我是一个很差劲的马克思主义者。说来说去，我们这些艺术家都有那么几分傻劲儿……”。十月革命发生后，高尔基被事实震骇，在《新生活报》 （左派孟什维克办的日报，1917年4月在彼得堡出版）发表文章，公开反对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认为这是俄罗斯的悲剧和毁灭，由此，1918年夏列宁则以一纸命令关闭了这家报纸。第二届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开幕时，列宁评论高尔基为此次会议写的文章“毫无共产党人气味，却有浓厚的反共性质。因此，这种文章绝不能在杂志上发表。”

到了1920年上半年，他们之间几乎断交，高尔基在列宁五十寿辰之际，把他同彼得大帝相比，说：“看见这个伟人，总让人有那么一种恐惧，他随心所欲地摆弄我们这个星球上的历史杠杆。”1922年， 秘密警察第七部在暗中准备整肃高尔基，他们从高氏的朋友和熟人那里收集证据。此时，列宁和契卡总头目捷尔任斯基依然在世。

列宁和高尔基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20年10月20日，关于此次相见，有过一些戏剧化的描述，如电影《带枪的人》（1938年）。这次相聚也是分手，列宁一再要高尔基移居国外：“如果你不走，那么我们就不得不送你走了”。

这是对持不同见解者的一种驱逐方式，两年之间有数十位知识分子被驱逐出国。可是苏共却不让另一些需要出国的人走，1921年诗人布洛克重病，高尔基一次次催促列宁和卢那察尔斯基放布洛克去芬兰治病，但诗人还是在得到护照前去世了。18天后，即8月25日，另一位诗人尼古拉·古米廖夫被处决，罪名是白卫分子，尽管根本没有证据，高尔基对此案的求情同样毫无作用。这两位诗人的死亡，开启了作家受害的时代。

1921年10月8日，高尔基写信跟列宁告别，离开苏联去了欧洲。 1922年夏他在德国北部一个小城，得知俄国社会革命党的领袖们正在莫斯科受审，7月1日写给苏维埃政府首脑里科夫：“亲爱的阿列克谢 ：如果对社会革命党人的这场审判以谋杀告终，那么这将是一件有预谋的罪恶谋杀。我请求你把我的观点告诉托洛茨基和其他人。我希望这不会使你惊讶，因为在整个革命期间，我已经向苏维埃当局一千次指出，在我们这个充满文盲、没有教育的国家里，毁灭知识分子是愚蠢和犯罪行为。我现在坚信，如果社会革命党人被杀害，这一罪行将会使俄国在道德上自绝于社会主义欧洲。高尔基”。他7月3日也写信给法朗士，希望在欧洲唤起公众关注此事，流亡国外的孟什维克人士 主办的杂志发表了高尔基这封信。两封信都保存在克格勃总部。他写给法朗士的信产生广泛影响，惊动了克里姆林宫。列宁称高尔基的信“卑鄙”，托洛茨基则指示《真理报》“就作家高尔基，写一篇措辞温和的文章，搞政治的人不会把这种文人放在眼里，要用外文发表”。一篇题为“几乎堕落到极点”的措辞严厉、猛烈批判高尔基的文章说：“从这种政治声明可以看到，身在国外的高尔基在危害我们的革命。他的危害极大……”。但也许是高尔基的呼吁起了效果，苏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了革命法庭通过的死刑判决，却没有执行死刑。

流亡意大利

高尔基和家人住在意大利的索兰托，他在整理他的长篇小说《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撰写文章和回忆录，与外界保持广泛的通信关系，身边朋友和客人不断。他已年近花甲，似乎应当决定自己晚年的去留问题，可是当他听到列宁的遗孀克鲁普斯卡娅开列了一个书单，要把所有图书馆里的《圣经》、《可兰经》、但丁和叔本华的著作下架的消息之后，决定宣布放弃他的苏联国籍，甚至为此写了一份声明。

他为此受到来自两个阵营的强烈批评。莫斯科的革命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公开说他是一具僵尸，在文学上已成废物；流亡巴黎的旧俄人士则强烈谴责他跟苏联革命的关系，把他那篇关于列宁的随笔视为俄罗斯文学史上的奇耻大辱。高尔基《论俄罗斯农民》一书出版后，既引来克里姆林宫的愤怒，也遭到一家流亡报纸的谴责，说他诽谤俄国农民。另一家报纸则刊登苏维埃政府一项决定：如果高尔基进入苏联边境将会被逮捕，迫使高尔基马上声明自己忠诚于苏俄，他唯一不能同意的就是他们对知识分子的迫害。

这一期间，莫斯科的秘密警察总部文件柜多了一份题为“高尔基在国外”的文章，无人署名，也没有日期，可能是秘密警察派在外国的某个间谍撰写的一份汇总材料，以备发表用。新闻界对高尔基的各种报导，都在秘密警察总部有细致分析，国外流亡报纸都被打印出来，各种文字都被译出。高尔基的大量信件，特别是他人写给高尔基的信，都被秘密警察总部收集。高尔基1924年3月3日致叶卡特琳娜· 彼什科娃信中有这样一段话：“我想，现在已经到时候了，不要再谈论什么我是受某个人影响这种话。大家应当知道，我55岁，我自己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如果我那么容易受影响，那么我很久以前就应当服从伏拉基米尔·伊利奇，他在影响别人方面无人能及，那么今天我就应当灯红酒绿，有芭蕾舞女演员们簇拥，坐着最豪华轿车满城兜风……”这封信写于列宁死后六周。

秘密警察感兴趣的是高尔基的著作和观点，以及他对苏俄政权的敌人所持的态度。他的秘密档案成为一项巨大工程，耗费大批特工的劳动。他的信件上有许多批注，如“送第七部”、“送阿格拉诺夫”、“存档”、“对照原文查过”，等等。

秘密档案中有高尔基1927年9月8日写给身在苏联的年轻作家朋友维·伊凡诺夫的一封信，此信从未披露过，可以看出当时他的观点：“我天生就不能理解那种把群众、把一个民族或是一个阶级理想化的做法。我是一个很差劲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不喜欢把人生的责任由个人转移到群众、集体、某个党或某个集团。而且，我知道，一粒胡椒子比一把罂粟种更有生命。我相信，如果我倒过来看问题，那就虚伪可笑了”、“当我想象俄国、中国、印度和所有其他乡村地区那一片无知而又混乱的大漠，看到这大漠前面那位极为渺小、非常疯狂的俄国革命者——尽管他发现了阿基米德的杠杆——便唤起我对这位俄国革命者命运的某种焦虑……”

从高尔基这些观点可以看出，他是怀疑、批评俄国革命的，为此他曾不得不流亡，但当他后来回到苏联之后，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了。他为什么要回国？关于这个问题，秘密档案没有交待，也未见到关于高尔基的研究对此做出解释。

利诱与监视

1928年，高尔基回到阔别近七年的俄国，但他只是要在苏联度夏，每年秋天还回索兰托。

斯大林亲自在莫斯科为他找了一幢房子，离克里姆林宫很近，是一位百万富翁的豪宅，这里很快成为苏联领袖和艺术家、作家们聚会的地方。他还分到两座大别墅，有警卫保护，一座在克里米亚，一座在莫斯科近郊。

至于这背后的事情，可以通过秘密档案来看。第二个阶段收集的档案从1926到1928年，此时列宁已死，斯大林执政，捷尔任斯基也死去，继任者是雅果达，一个极端阴险的克格勃头子，他手下的秘密警察，不仅遍及苏联，而且遍布海外。现在他们不仅继续收集高尔基的材料，并且开始操纵他，秘密监视他的活动。

秘密档案显示，克格勃对高尔基的控制，主要通过他的秘书克鲁奇科夫。此人从1918年开始为高尔基工作，聪明能干，成为高尔基工作和生活中不能缺少的人物，逐渐控制了他的社交、文学和出版方面的联系，处处代表高尔基。

未知克鲁奇科夫与雅果达相识之前是否与克格勃有联系，但他在1937年被视为人民敌人和反革命阴谋集团而随雅果达一起被逮捕后， 在狱中承认，雅果达经常来找他，他也去秘密警察总部找雅果达；他 还承认，他找雅果达商谈去意大利看望高尔基；1932年，雅果达给他四千元，为身在国外的高尔基买轿车；1933年，高尔基没有足够钱买下索兰托的别墅，雅果达给克鲁奇科夫两千元去支付，他拿了这笔钱，没有签写收据。

这位秘书的口供中，提到与高尔基有特殊密切关系的两个女人。 一位就是玛丽娅·巴德勃格，一个迷人而且大胆的女人，有好几个有名的情人，有人认为她是双重特务，既为英国服务，也为苏联工作。 这种说法没有证据。高尔基秘书的调查案卷中有一个八人名单，她的名字被列入“参与反苏右派分子组织”，只有她既未逮捕也未被处 决。1938年雅果达及其他人受审时，她已经远在伦敦，苏联秘密警察鞭长莫及。另一位女人是纳狄娅·彼什科娃，高尔基的儿媳，长得很 美，罗曼·罗兰说她“年轻，非常美丽，单纯而且快活”，雅果达试图通过她，更深地打入高尔基家庭内部。

斯大林的宠臣

高尔基于1933年回苏联定居后，便受到秘密警察的警察来访和包围。甚至他的日常用品，都与斯大林和政治局委员一样，要由秘密警察部门负责。

庆祝高尔基创作四十年闹得很红火。斯大林下令以高尔基名字命名城市、研究所、街道等等。有人战战兢兢对斯大林说，莫斯科艺术剧院是契诃夫创办的。斯大林回答：“没有关系。高尔基是个没有用处的人，我们必须把他拴在党的身上。”高尔基接受了这些礼物，他也不必害怕别人的批评，政府不许人们批评他。在斯大林的主持下，文学界开始崇拜高尔基。

1932年10月26日，在莫斯科高尔基家有一次著名聚会，冠盖云集，有克里姆林宫的首脑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等，他们谈笑风生，觥筹交错；还有五十余位作家，如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斯塔姆、帕斯捷尔纳克、普拉托诺夫、布尔加科夫、巴贝尔等，举止却相当恭谨自制。忽然，作家马利什金来到斯大林面前和他碰杯，诗人卢果夫斯科依大声喊道：“让我们大家都为斯大林同志的健康干杯！”此时，坐在斯大林对面的小说家尼基夫洛夫，猛地站起来说：“我听厌了这种话！我们已经为斯大林的健康干了114万7千次了。他大概已经厌烦这套了……”顿时冷场。斯大林伸出手，握着这位小说家的指尖说：“谢谢你，尼基夫洛夫，谢谢你。我确实厌烦 这套。”几年后，那天晚上参加聚会者中，每四位就有一位被投入监狱，许多人被枪决。被枪决者中也包括那位小说家尼基夫洛夫。后来，高尔基的秘书在狱中交待，雅果达在幕后积极操纵文学界活动和作家协会主席人选，1934年作家代表大会即将召开之际，他要高尔基写信给斯大林，推荐阿维尔巴科作主席。

有人说高尔基反对暴力，说他会反对1937年的“大清洗”，因此斯大林才把他除掉。现在看来，这种说法纯属编造。阿维尔巴科在狱中受审时证实，高尔基对秘密警察的工作给以极高评价。高尔基对1932年8月7日通过的法律毫无抗议，这项法律规定，12岁的儿童也可以像成人一样判罪，包括死刑。他对著名作家科里乌耶夫和曼德尔斯塔姆的被捕漠不关心。1929年，他参观索洛维基，赞扬苏联这个第一座集中营。

在集体化时期，高尔基向当局提供一个骇人听闻的口号：“敌人不投降，就让他灭亡”（1930年11月15日真理报）。同时，当局策划公开审判“工业集团”，包括那些革命前的老一代工程技术人员，高尔基如此写道：“读到关于那些恶棍的报告，我怒火填膺。”1931年3月，他同意孟什维克人士受审，其中包括他以前的一些朋友，他称他们是罪犯和破坏者，还说他们还有人漏网，应当继续搜捕。他在一封信里称赞：“斯大林干得多漂亮呵！”

1934年12月，列宁格勒党委第一书记基洛夫被刺，给斯大林展开大清洗一个借口，许多人未经调查或审判就以间谍罪名立即枪决。高尔基1935年1月2日在《真理报》发表一篇文章为斯大林呐喊助威： “必须无情地、毫无怜悯地消灭敌人，不要理睬那些职业的人道主义者们的喘息和呻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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