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马店汝南什么时候收麦 汝南小麦啥时候收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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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农业主要耕作方式和土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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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古代的农学思想

1、农业中的所谓“三才”理论

“三才”一词最早见于《易经·系辞下》：“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可见“三才”理论是讲天、地、人的变化与关系的。它是战国时期比较流行的哲学观点之一，被人们运用于经济生活、政治活动和军事作战等各个方面。《吕氏春秋·审时》：“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这段话阐明了农业生产的三大要素是天、地、人，而且把人的因素列为首要地位。到汉代，天、地、人演变为“力”、“地”、“时”。晁错说：“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这里的“力”，即人力，具有重视人工劳动的含义，改造自然的意味更浓厚些。中国历代农学家都继承了在农业生产中强调人力作用这一思想。农业生产中的“时宜”、“地宜”、“物宜”的“三宜”原则是“三才”理论的另一衍化。其主要内涵就是农业生产必须根据天时、地利的变化和农业生物生长发育的规律，采取相应的措施。“三宜”原则也开始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明代农学家马一龙对之作了较为全面、科学的说明：“合天时、地脉、物性之宜，而无所差失，则事半而功倍。”“三才”理论运用在中国农业生产中，为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奠定了理论基础，对农业生产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作用。

2、具有浓厚特色的经营思想

与中国古代国情相适应的农业经营思想，有的直到今天还具有生命力和现实意义。战国初，李悝在魏国为相时，作“尽地力”之教，是最早的集约耕作思想的表现；“治田勤谨，则亩益三升”，就是加强劳动强度，实行精耕细作，挖掘土地潜力，提高产量之意。汉代，通过推广“代田法”和“区田法”等方式，把精耕细作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如代田法“一岁之收，常过缦田亩一斛以上，善者倍之”。《汜胜之书》第一次记述了区田，以后历代都有试种者，尤其到明、清盛极一时，先后有二十处以上。区田的技术要点是集中施用水、肥，保证作物能够生长良好，获得丰产。

“量力而行”的思想提出也较早。晋代傅玄（217—278年）提出：“不务多其顷亩，但务修其功力。”即主张提高农业产量，不要靠扩大耕地面积，而应重视在一定单位面积上多投入劳动。后魏农学家贾思勰进一步提出“凡人家营田，须量己力”。意思说，经营农业的规模，需要度量自己的力量，与物力、劳力等相称，既不要超过自己的力量盲目扩大经营规模，也不要缩小经营规模，使自己的力量不能充分发挥。

“扬长避短，发挥优势”也是中国农业经营的传统思想之一。《史记·货殖列传》中的“……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桔；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萩；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就是汉代人们根据地区特点，因地制宜发展各项农业生产，扬长避短，发挥地区优势的生动写照。清代唐甄在《潜书·富民》中又根据他所处时代的情况，作了“陇右牧羊，河北育豕，淮南饲鹜，湖滨缫丝，吴乡之民，编蓑织席”的真实描述。说明扬长避短，发挥优势的观点一经形成后就世代相传沿袭下来而成为农业经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趋利避害”是中国古代农业经营思想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淮南子·缪称训》：“人之情，于害之中争取小焉，于利之中争取大焉。”趋利避害思想应用到农业生产上就是“种谷必杂五种，以备灾害”的经验总结。明代的马一龙不仅明确总结出农业生产的趋利避害原则就是“知其所宜，用其不可弃；知其所宜，避其不可为”，而且把它提到“力足以胜天”的高度。

二、农田水利工程建设成就

1、灌溉渠系工程

开渠道满足作物的水分需要，开水沟排除农田多余的水，是农田水利的主要任务。所以沟渠工程是最普遍的一种型式。商、周时期农田中的沟洫分别起着向农田引水、输水、配水、灌水以及排水的作用。战国时期，列国争霸，为达到富国强兵目的，水利事业倍受重视，大型渠系建设迅速兴起。魏国西门豹在今河北临漳一带主持兴建漳水十二渠，为中国最早的大型渠系。自西汉以下数百年间，本地区一直是重要的政治经济区域。公元前三世纪，蜀守李冰主持修建了举世闻名的都江堰工程，至今历时二千多年而不废，效益有增无减。都江堰建于岷江冲积扇地形上，为无坝引水渠系。渠道工程主要由鱼咀、宝瓶口和飞沙堰三部分组成。整个工程规划布局合理，设计构思巧妙，管理运用科学，施工维修经济，为中国古代灌溉渠系中不可多得的优秀工程。建成后，四川平原遂“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关中平原上的郑国渠是规模最大的一个渠系工程，由水工郑国主持修建。渠西引泾水，东注洛水，干渠全长三百余里，计划灌溉面积达四万顷。司马迁评价郑国渠在秦统一事业中所起的作用说：“渠就，用注填淤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西汉时，灌溉渠系工程继续有发展，关中地区建成了白渠、六辅渠、成国渠、蒙茏渠、灵轵渠等；在今河套地区和河西走廊“皆引河及川谷（水）以溉田”；新疆古轮台（今轮台县）、渠犁（今库勒尔县）、伊循（今若羌县一带）、车师、楼兰（今罗布泊北岸一带）和伊吾（今哈密附近）等地也多有灌溉工程。西汉以后，灌溉渠系工程的发展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只是在少数地方略有兴建而已。

2、陂塘工程

陂塘系利用自然地势，经过人工整理的贮水工程，其功能是蓄水溉田。二千多年前的文献中已有利用陂池灌溉农田的记载：“滮池北流，浸彼稻田。”芍陂兴建于春秋战国时期，是最早的一座大型筑堤蓄水灌溉工程，“陂有五门，吐纳川流”。直径大约百里，周围约三百多里，灌注今安徽寿县以南淠水和肥水之间四万顷田地。今天的安丰塘就是其残存部分。汉代，陂塘兴筑已很普遍，东汉以后，陂塘水利加速发展。陂塘水利适建于丘陵地区，起始于淮河流域，汝南、汉中地区也颇发达。从云南、四川出土的东汉陶陂池模型，可看出当时已在陂池中养鱼，进行综合利用。《淮南子·说林训》中有关于陂塘灌溉面积数量的计算：“十顷之陂可以灌四十顷。”中小型陂塘适于小农经济的农户修筑，南方地区雨季蓄水以备干旱时用，修筑尤多。元代王桢《农书·农器图谱·灌溉门》说：“惟南方熟于水利，官陂官塘处处有之。民间所自为溪堨、水荡，难以数计”。明代仅江西一地就有陂塘数万个。总之，古代遍布各地的陂塘，对农业生产的作用不可低估。

3、太湖流域的塘浦圩田系统

隋、唐、宋时期，水利建设遍及大江南北，太湖流域的塘浦圩田大规模兴修尤为突出。古代太湖地区劳动人民在浅水沼泽，或河湖滩地取土筑堤围垦辟田，筑堤取土之处，必然出现沟洫。为了解决积水问题，又把这类堤岸、沟洫加以扩展，于是逐渐变成了塘浦。当发展到横塘纵浦紧密相接，设置闸门控制排灌时，就演变成为棋盘式的塘浦圩田系统。宋代范仲淹在《答手诏条陈十事》（1043年）中描述道：“江南旧有圩田，每一圩方数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闸门，旱则开闸引江水之利，潦则闭闸拒江水之害，旱涝不及，为农美利。”太湖地区的塘浦圩田形成于唐代中叶以后。五代时吴越国利用军队和强征役夫修浚河堤，加强管理护养制度，设立“都水营田使”官职，把治水与治田结合起来。这些措施对塘浦圩田的发展和巩固起到了良好作用。北宋初，太湖流域塘浦圩田废而不治，中期又着手修治。南宋时大盛，作了不少疏浚港浦和围田置闸之类的工程。

4、海塘工程

自汉、唐起，江、浙、福建沿海人民为防御潮水灾害而开始修建江海堤防。海塘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开发过程中占有相当重要地位。海塘从局部到连成一线，从土塘演变为石塘，建筑技术水平不断提高。五代吴越国钱镠在位时，曾在杭州候潮门和通江门外筑塘防潮，所用“石囤木桩法”以木栅为格，格内填进砖石，经涨沙充淤后，就成为远比土塘坚固的土石塘。可以说这是从土塘到石塘的过渡。北宋时，石塘技术上的一次改革就是采用了“坡坨法”，即海塘为斜坡石级式，塘身稳定性优于壁立式海塘，坡阶又起消力作用。明、清时，海塘工程更受重视，投入的人力、物力之多以及技术上的进步都超过其他历史时期。

5、井灌

这是利用地下水的一种工程型式。中国井的起源很早。据考古资料，距今四千多年前的龙山文化遗址中就发掘出了井。北方许多地方地表水不足，故重视发展井灌。战国以来，北方井灌相当流行，历代政府也提倡凿井。明、清时，在今陕西关中，山西汾水下游，河北、河南平原地区形成了井灌区。方承观《棉花图》中说：“植棉必凿井，一井可溉田四十亩。”坎儿井，是新疆地区利用天山、阿尔泰山、昆仑山上积雪融化的雪水经过山麓渗漏入砾石层的伏流或潜水而灌溉的一种独特形式。坎儿井在西汉时就有了。人们根据当地雨量稀少，气候炎热，风沙大的特点，在地下水流相通的地带开凿成列的竖井，其下有横渠（暗渠），然后通过明渠（灌溉渠道）把水送到农田里。这样水行地下，可减少蒸发。清代，林则徐曾在吐鲁番一带大力推广，对炎热干旱的吐鲁番农业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三、农业生产工具

农业生产工具自春秋战国以来称之为“田器”、“农器”和“农具”。制造农具的原料，最早是石、骨、蚌、角等。商、周时代出现了青铜农具，种类有锛、臿、斧、斨、镈、铲、耨、镰、犁形器等。这是中国农具史上的一个重大进步。中国铁的冶铸技术发明至迟始于春秋。春秋战国之际，冶铁技术先后出现了生铁冶铸、炼钢和生铁柔化三项技术，使铁器成为更富有广阔前途的锐利工具，加快了铁农具代替木、石、青铜制农具的历史进程。铁农具的使用是农业生产上的一个转折点，它能清除大片森林，使之变为耕地、牧场，也使大面积的田野耕作成为可能；甚至使农业生产关系、土地耕作制度和作物栽培技术等也发生一系列的变化。中国古代的农具按功用可分为下列几类：

1、高效的取水设备和机具

引水灌溉，最重要的是设法把低处的水引向高处。在这方面，中国古代有过不少灵巧的发明。人们熟悉的水车，也叫“翻车”、“龙骨车”、“水蜈蚣”。它出现于东汉、三国之际，最初只用来浇灌园地，后来被水田区的农民广泛采用，将近二千年来，在生产上一直起着较大的作用。筒车，今天在许多地方还可见到，大约有千年以上历史。这是把一个大的转轮，周围系上许多竹筒或木筒，安置在水边，转轮一部分没在水中，水流激动转轮，轮上的筒就川流不息地依次汲水注到岸上的田地里。元代王桢《农书》里记载的水转翻车、牛转翻车、驴转翻车、高转筒车，构造比较复杂，效率比较高，都是从翻车和筒车变化出来的。高转筒车可以把水引到十丈以上高的地方。为了把水引向远处，则有连筒和架槽的发明。连筒是把粗大的竹竿去掉里面的节，一根根连接起来，下面随地势高下，用木石架起，可以跨越涧谷，把水引到很远的地方。架槽的设计基本上同连筒一样，只是用以引水的是木槽而已。这类器具，正如王桢所说：“大可下润于千顷，高可飞流于百尺，架之则远达，穴之则潜通，世间无不救之四，地上有可兴之雨。”反映出中国古代这方面的创造发明之巧妙，高效而又实用。

2、耕翻平整土地的农具

耒耜是犁普遍使用前的主要耕具。它类似现代还使用的铁铲、铁锹，也有叫臿的。使用耕畜牵引的耕犁，中国从春秋战国才开始逐渐在一些地区普及使用。甘肃磨咀子出土的西汉末年的木牛犁模型说明汉代耕犁已基本定型。汉武帝时赵过推广“二牛三人耕”的耦犁，有犁辕、犁梢（犁柄）、犁底（犁床）、犁衡、犁箭等部件。犁壁（又叫犁镜或犁碗）在汉代已广泛使用。汉代的犁是直辕长辕犁，耕地时回头转弯不够灵活，起土费力，效率不很高。经过不断改进，到唐代创制了新的曲辕犁，又叫作“江东犁”。当时陆龟蒙《耒耜经》中详细记述了它的部件、尺寸和作用。这种犁由铁制的犁镵、犁壁和木制的犁底、压镵、策?、犁箭、犁辕、犁梢、犁评、犁建、

犁盘等十一个部件组成。整个耕犁相当完备、先进，是中国耕犁发展到比较成熟阶段的典型。中国犁又被称作框形犁，是因为犁体由床、柱、柄、辕等部分构成，呈框形的原故。比起地中海勾辕犁、日耳曼方形犁、俄罗斯对犁、印度犁、马来犁等，它的优点是操作时犁身可以摆动，富有机动性，便于调整耕深、耕幅，且轻巧柔便，利于回转周旋，适于在小面积地块上耕作。另外，使用曲面犁壁，不仅可以更好地碎土，还可起垡作垄，进行条播，利于田间操作和管理。宋代发明了踏犁和犁刀，明代又发明了几种人力犁，但都应用范围不广。除犁以外的翻土工具还有钁和铁搭等。农田耕翻后，须经过碎土和平整。平整的农具最早有耰（椎），以后有挞、劳（耱）、耙、碌碡等。甘肃嘉峪关市发现的魏晋墓室壁画中有耙和耱的形象。广东连县西晋墓中出土的陶水田犁耙模型，犁和耙都用牛牵引。水田操作使用的耖，魏晋时南方也已较普遍地使用了。

3、播种农具

最重要的创造发明是耧车，为汉武帝时搜粟都尉赵过大力推广的新农具之一。据东汉崔寔《政论》说：“其法三犁共一牛，一人将之，下种挽耧，皆取备焉。日种一顷，至今三辅犹赖其利。”“三犁”即三个耧脚。山西平陆枣园西汉晚期墓室壁画上有一人在挽耧下种，其耧车正是三脚耧。用耧车播种，一牛牵引耧，一人扶耧，种子盛在耧斗中，耧斗与空心的耧脚相通，且行且摇，种乃自下。它能同时完成开沟、下种、复土三道工序。一次播种三行，行距一致，下种均匀，大大提高了播种效率和质量。

4、中耕除草农具

一类是钱、铲和铫，构造大同小异，实质是同一种农具。古代文献往往用来相互注释，《说文解字》十四：“钱，铫也，古农器。”这类农具需运用手腕力量贴地平铲以除草松土，也可用来翻土。另一类是耨、镈和锄，就构造说也大同小异，都是向后用力以间苗、除草和松土的农具，比钱、铲、铫要进步些，至今仍被大量使用着。春秋战国时已有了铁锄；汉代以后的铁锄和近代使用的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异。耘是水田用的除草、松土农具。王祯《农书·农器图谱·钱镈门》中有耘图。宋、元之际的《种莳直说》中第一次记载了耧锄。这是一种用畜力牵引的中耕除草和培土农具。

5、收获农具

新石器时代已有石制或蚌壳制的割取谷物穗子及藁秆的铚与镰。金属出现后，则有青铜和铁制的铚和镰。几千年来，铚和镰的形制基本上没有多大变化。宋以前，还出现了拨镰、艾、翳镰、推镰、钩镰等收获农具。王桢《农书·农器图谱》中记载的由麦钐、麦绰等组成的芟麦器，是一种比较先进的收获小麦的农具。谷物收割脱粒后，利用比重和风力把秕壳与籽粒分开的办法很早就使用了。从《诗经》中可以找到证明：“维南有箕（箕斗，星名，二十八宿之一），不可以簸扬。”1973年河南济源县泗涧沟汉墓出土的陶风车模型，说明至迟西汉晚期已经发明了清理籽粒，分出糠秕的有效工具。风车把叶片转动生风和籽粒重则沉、糠秕轻则飏的经验巧妙地结合在同一机械中，确是一种新颖的创造。

四、选种育种成就

1、农作物的育种成就

中国为世界栽培植物重要起源地之一。起源于中国的农作物有粟、稷（黍子）、水稻、荞麦；豆类有大豆、毛黄豆；蔬菜有白菜、萝卜；果树有桃、杏、李、梨、柑桔、荔枝等。

当远古人们把野生植物加以驯化栽培时，需有所选择，这就是农作物出现的开始。所以选种的历史和农业发生的历史同样悠久。中国的农作物种类很多，品种更多，现今水稻品种有四万多个，粟有一万五千多个。这都是经过无数世代的农民广泛采用存优汰劣的留种和选种技术创造出来的。

2、家畜家禽的育种成就

中国各地的优良家畜家禽种类之多，品种资源之丰富，过去以及今天都受到世界其他国家的重视。马、牛、羊、鸡、犬、豕“六畜”，中国在五千多年前就已全部饲养了。中国是最早饲养猪、鸡、鸭、马的国家之一，也是最早用杂交方法培育骡的国家。

3、蚕桑方面的贡献

中国是世界上养蚕、种桑、缫丝最早的国家。当二千多年前中国丝绸传入欧洲时，欧洲人对那美丽、轻盈的丝绸是如何织造的，竟一无所知。

中国古代土地制度的演变过程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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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社会实行氏族公社土地公有制度；夏商周时期，实行土地国有制——井田制；春秋时期，井田制瓦解；战国时期，井田制被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确立，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曹魏时期曾经实行屯田制；北魏到唐朝中期，实行均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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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田制是中国古代一项重要的土地制度，产生于北魏，继之后的北齐、北周以及隋唐都承袭了这一制度。随着地主经济的发展壮大，土地兼并也随之日益严重。均田制形同虚设；到了唐代中叶，均田制终于退出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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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田制实行的先决条件：均田制是授田给百姓,户籍正确为实行的先决条件,因此,实行之初先清查户籍,以五家为一邻,五邻为一里,五里为一党,以便于授田与征税 2．意义： （1）均田制鼓励耕者有田,部曲.佃客自国家领得土地,向国家纳税,转为国家编户,政府收入增加,以自耕农为主的农业社会逐渐建立起来 （2）均田是授田给人民,有为民置产的精神,授田的原则是依劳动力多寡,所以男女授田数量不同,而奴婢.牛也可授田（丁牛一头授田30亩）,每户牛限4头,北魏时期奴婢授田人数不限制北齐才加以限制 （3）由于奴婢也授田,豪强之家可藉畜养奴婢获得更多的田地,他们的利益并未被完全铲除,或许因此使均田制的实行并未遭遇强大的阻力 （4）政府授露田与桑田,可说是土地公有与私有的折衷措施 （5）劳动力与土地结合,奖励人民到人口稀少的地方开垦,耕地面积增加,有助于中原农业的恢复 3．沿用：北齐.北周.隋.唐继续实行均田制,隋代所受露田加倍（丁男80亩.妇女40亩）,唐代改称口分田与永业田,数量与隋相同,但妇女不授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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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

1 精耕细作的古代农业

1．中国古代农业的耕作方式是如何发展变化的？

1．远古社会由“刀耕火种”发展到“石器锄耕”；春秋战国时期开始，铁犁牛耕成为中国传统农业的耕作方式。

2．中国古代的土地制是怎样演变的？

2．原始社会实行氏族公社土地公有制度；夏商周时期，实行土地国有制——井田制；春秋时期，井田制瓦解；战国时期，井田制被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确立，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曹魏时期曾经实行屯田制；北魏到唐朝中期，实行均田制。

3．中国古代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是什么？

3．小农经济是长期以来中国封建社会农业生产的基本模式。小农经济以家庭为生产、生活单位，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结合，生产的主要目的是满足自家基本生活的需要和交纳赋税，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始终在封建经济中占主导地位。

驻马店必买十大特产

驻马店必买十大特产是正阳三黄鸡、棠溪宝剑、王勿桥醋、确山凉粉、正阳花生、确山板栗、泌阳五香驴肉、汝南五香鸡汁豆腐干、马家灌汤包、遂平桶子鸡。

1、正阳三黄鸡

正阳三黄鸡是河南省驻马店正阳的特色产品，驻马店正阳有着优越的地理环境，土地肥沃，光照充足，水资源丰富，生态系统优良，非常适合三黄鸡的养殖，所养殖出来的三黄鸡体格较小，结构紧凑，吃起来肉质鲜美，细嫩多汁，十分美味。

2、棠溪宝剑

棠溪宝剑是河南驻马店的特色工艺品，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创始于春秋初期，至今已有2700年的历史了。棠溪宝剑的制作工艺十分复杂和考究，对原料的选择也是非常严格的，劣质材料绝对不要，制作宝剑的原材料是青铜，在经过筑、冶、凫、栗、段、桃六道复杂的工序，所制作出来的棠樾宝剑精细绝美，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

3、王勿桥醋

王勿桥醋是河南驻马店的地方传统产品，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相传创始于汉朝，至今已有一千八百多年的历史了。王勿桥醋的制作工艺工艺十分考究，选用优质的小麦为主要原料，再配以古井水，采用传统的制作方法精制而成，经过百多个日晒夜露，自然发酵，所制作出来的王勿桥醋香浓微甜，久存不腐。

4、确山凉粉

确山凉粉是河南驻马店的特色传统美食。确山凉粉有着悠久的历史，据记载，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确山凉粉用料十分考究，选用本地优质的铁豌豆，在采用传统的制作工艺制成凉粉，食用的时候辣椒，花椒，少许盐等配料，吃起来爽滑美味，酸爽可口。

5、正阳花生

正阳花生是河南驻马店的特色产品，正阳种植花生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在清朝光绪年间就已经开始种植了，距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正阳有着优越的地理环境，土壤肥沃，光照充足，四季分明，非常适合花生的种植与生长，所产出的花生外型美观，香脆可口。

6、确山板栗

确山板栗是河南省驻马店确山的特色产品，确山栽板栗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具体来源已经无从考究。确山有着优越的自然环境，气候湿润，光照充足，土壤肥沃，非常适合板栗的生长，所种植出来的板栗果大肥厚，肉质细腻，吃起来香甜美味。

7、泌阳五香驴肉

泌阳五香驴肉是河南省驻马店泌阳的特色传统美食，在泌阳几乎是家喻户晓。泌阳五香驴肉的用料十分讲究，制作工艺也十分复杂，选用泌阳驴的优质精红驴肉为主要原料，再配以丁香，砂仁，芝麻，桂皮等十多种名贵香料，在采用传统的制作工艺精制而成，所制作出来的五香驴肉肉质鲜嫩，清香不腻。

8、汝南五香鸡汁豆腐干

汝阳五香鸡汁豆腐干是河南省驻马店的特色传统美食，有着悠久的历史，据记载，至今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了。汝南五香鸡汁豆腐干的用料十分考究，选用优质的黄豆和母鸡汤为主要原料，再配以大茴，花椒，丁香等香料，经过传统的制作工艺精制而成，所制作出来的鸡汁豆腐干吃起来鲜凉爽口，十分美味。

9、马家灌汤包

马家灌汤包是河南驻马店的传统特色小吃，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北宋时期就已经非常火热了。马甲灌汤包的制作工艺十分考究，选用优质的羊肉和面粉为主要原料，再配以姜，盐，鲜汤，小磨香油等配料，最后制作出来的马家灌汤包皮薄馅多，味美多汁，油而不腻，非常美味。

10、遂平桶子鸡

遂平桶子鸡是河南驻马店的的传统特色美食，有着悠久的历史，相传起源于北宋时期，原本是宫廷秘方。遂平桶子鸡的制作工艺复杂，用料十分考究，选用优质的活母鸡为主要原料，再配以百年老汤熬煮，所制作出来的桶子鸡色泽鲜黄，吃起来十分爽口且油而不腻，越嚼越香。

小麦是什么时候引进到中国的

我国何时开始大面积种植小麦，学术界存有不同看法。日本学者西嶋定生先生认为：我国唐代的碾碨经营赋有独特的历史性，是以小麦的磨粉作业为主要内容的。如果小麦种植还不普及，碾碨经营就不可能大规模流行，并把“城市的发展”、“庄园经营的发展”作为唐代小麦种植与碾碨经营之间经济结构的两个显著特点。

西嶋先生的“碾碨经营论”是指“水磨经营”而言。笔者认为，我国大面积种植小麦的历史与其相关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首先以石磨的普遍推广使用为标志。其次是与农田水利灌溉事业的发展和精耕细作的水平以及防旱保墒技术的提高有关。与社会经济相联系，则反映在人口的增长、地主庄园经济的发展诸多方面。

有关石磨在汉代的普遍推广使用情况，已被大量考古发现所证实。汉代的水利工程规模都很大，考古学在此方面的主要发现有：陕西西汉白渠渠首遗址和安徽安丰东汉塘(芍坡)灌溉工程水堰遗址。此外，水井模型在西汉中期以后的墓葬中是习见之物。汉代耕作技术上的进步，从考古学角度来看，主要反映在铁犁铧的大量出土和牛耕、耧播资料以及大量的小型铁农具的发现等方面。大面积的种植小麦，为人口的增殖创造了必备的物质条件，这一时期的地主庄园已经初具规模。

我国栽培小麦，从考古学提供的材料来看，大约有四千年以上的历史。60年代初，新疆天山东部的巴里坤县石子乡土墩遗址(属新疆新石器时代三种文化类型之一的 “含彩陶类型”)里曾发现过已经碳化的小麦粒(1)。1979年，塔里木盆地东端的罗布泊西北约70公里的孔雀河下游北岸，一个原始社会的墓葬的随葬草篓内又发现了保存完好的小麦粒(2)。

据文献记载，我国大面积推广种植小麦当始于汉代。《汉书·食货志(上)》云：汉武帝时，董仲舒曾上奏：“《春秋》它谷不书，至于麦禾不成则书之(按：《春秋》记载麦禾歉收之事，如庄公七年‘秋，大水，无麦苗’；庄公二十八年‘…冬…大无麦禾’)，以此见圣人于五谷最重麦与禾也。今关中俗不好种麦，是岁失《春秋》之所重，而损生民之具也。愿陛下幸诏大司农，使关中民益种宿麦，令毋后时。”所谓宿麦，秋冬种之，经岁乃熟，故云宿麦，即冬小麦。因此，汉武帝派“遣谒者劝种宿麦”(3)。汉成帝(刘骜，公元前32——公元前7年在位)时，著名农学家汜胜之曾以 “轻车使者”的名义，在关中平原推广种植小麦而著称天下(4)。《后汉书》所载东汉皇帝对粮食生产所下的十几次诏书，其中有九次涉及麦(5)，充分显示了麦在汉代粮食生产中的重要地位。正如有些学者所说：“两汉以粟麦为主的粮食生产结构是北方作为全国经济重心的反映。”(6)

但是，由于文献记载资料尚少，还不足以说明在我国北方地区汉代即已开始大面积种植小麦。我国何时开始大面积种植小麦，学术界一直存有不同看法。60年代以前，最有代表性和最有影响的说法是，日本学者西嶋定生先生提出的“唐代碾碨经营论”。他认为，我国唐代的碾碨经营赋有独特的历史性，是以小麦的磨粉作业为主要内容的。如果小麦种植还不普及，碾碨经营就不可能大规模流行(7)。60年代以后，由于考古学在此方面的不断发现，我国一些学者开始改变对这一问题的固有观点，提出了汉代我国即已开始大面积种植小麦的新观点。但从总体而论，我国学者还没有人探究过这一问题，还不曾对“唐代碾碨经营论”进行过辩论，即还不曾使人们对我国汉代大面积种植小麦的历史有一个立体的认识，甚至还有少数同志赞同西瞚先生的观点。所以，本文旨在通过与西瞚先生提出的“唐代碾碨经营论”的辩论，对我国汉代大面积种植小麦的历史作一番考证。

在未介入正题之前，首先我们应该弄清何为碾碨，西嶋先生认为：“碾碨是石碾。”“是利用水平面运动的石碾，即进行脱粒、磨面的工具。”并指出：“碾碨主要是用于小麦制粉的应用水平运动的工具，由于利用水利，在南北朝以后，尤其是在唐代迅速发展并作为营利投资的对象而在许多庄园附属磨坊中占有主要地位的工具。”(8)?对于西嶋先生对“碾碨”一词的解释，笔者有不同的认识，“碾碨”就是指水磨而言。因为碾即辗的别体字，碨即硙的别体字。辗字单独来讲，有车轮转动之意。硙，磨也。辗与碨组成一词，即有轮转带动磨转之意。轮转的动力何来?是靠水力，而不是靠别的动力。《北齐书·高堂隆传》云：“又凿渠引漳水周流城郭，造治水碾碨，并有利于时。”《通典·食货·水利田》亦云：“往日郑白渠溉田四万余顷，今为富商大贾竟造碾碨，堰遏费水，渠流梗涩。”可见碾碨在当时实指水磨而言，并非指石碾而云，不然的话，西嶋先生提出的“碾碨经营所引起的社会问题即朝廷和碾碨经营者之间以水利权为中心的对抗”(9)?就不会发生。朝廷禁压碾碨设置就与以“保护灌溉水利为目的的农本主义”无关(10)。事实上西嶋先生的“碾碨经营论”是指“水磨经营”而言，而与“石碾经营”相距甚远。

我国大面积种植小麦的历史真的与水磨的出现有关吗?笔者认为，我国大面积种植小麦的历史与其相关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首先以石磨的普遍推广使用为标志。其次是农田水利灌溉事业的发展和精耕细作的水平与防旱保墒技术的提高有关。与社会经济相联系，则反映在人口的增长、地主庄园经济的发展诸多方面。

为什么说我国大面积种植小麦的历史以石磨的普遍推广使用为标志?因为在石磨发明以前，人们是把麦子、大豆煮成饭吃的，“麦饭豆羹皆野人农夫之食耳”(11)，“民之所食，大抵豆饭藿羹” (12)。有了石磨，就可以把麦子磨成面粉。由粒食改为面食，是我们民族饮食史上的一大进步。“饼饵麦饮甘豆羹”(13)，颜师古注：“溲面而熟之则为饼，饼之言并也，相合并也。麦饭，磨麦合皮而炊之也。”王应麟补注：“《说文》，‘饼，面食也’。麦末谓之面。”《说文解字》云：“面，麦屑末也。”汉代时期，正是我国石磨普及推广时期，也是小麦由粗食到细食的转变时期。正如陈文华先生研究这一问题时指出的那样：“烧饼、面条、馄饨、水饺、馒头、包子都是在这一时期出现，于是小麦就成了深受人们欢迎的粮食。社会的需要大大促进了小麦种植的发展。”(14)

根据笔者的研究，石磨大约诞生于战国时期，而普及使用则在汉代(15)。目前见于考古学方面与此有关的发现，实用性汉代石磨的考古发现有：河北满城王陵山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的石磨，该磨“分上下两扇，上扇表面中心作圆形凹槽，周边突起，当中有一道横梁，两侧各有一个长方形孔，底面满布圆窝状磨齿，中心稍有内凹，下扇磨齿亦为圆窝状，表现微隆起，中心有一圆柱形铁轴，磨通高18、径54厘米，铜漏斗上部大，口下腹收敛作小口，腰部外施宽带纹一道，上口径94.5、下口径29、高34厘米。自上口向下16厘米处，漏斗内壁平伸出四个支爪，两两相对，其跨度超过石磨直径，这说明四个支爪上原当置有承托石磨的木质器。”(16)

山东济南市出土的汉代石磨，该磨分上、下两扇，上扇剖面略呈“凸”字形。顶部中央为相对的平面作半月形的进料口，中隔横梁。上扇边缘较薄，边缘侧面有长方形洞，为安装推磨棍之处。上扇边缘表面刻满斜线纹。下扇中心凸起榫，磨齿的形状是凹坑式的，排列成同心圆，凹坑亦略呈枣核形(17)。

山西襄汾县汉代临汾故城遗址出土的石磨，上扇厚9厘米，下扇厚10厘米。上扇之进料漏斗深9厘米，呈半锥体形。磨齿为点状纹，凹入成小圆坑，上扇侧有长方孔，为安装磨棍之处(18)。

洛阳河南县城东区汉代粮仓遗址出土石磨四件，编号302∶3为石磨盖，剖面作“凸”字形，背部有两个半月形漏斗，斗内嵌铁片。磨擦面的磨齿纹，是短的长方坑，共六匝。磨上扇边缘有长方孔三眼，可安装推磨棍三根。此磨通高11厘米，直径50厘米，边厚7厘米。317∶29为磨的下扇，磨齿形制为短的长方坑。磨中心方孔内有铁片，原来也当安装了铁轴。此磨扇直径49厘米，边厚6厘米，中间厚8厘米。另外两个磨盘出于305粮仓和320粮仓，报告说此二件已残损 (19)。

甘肃省古浪县陈家河台子汉代遗址出土一石磨，只有下扇。其磨扇形制为凹入菱形纹，与枣核纹近似(20)。

河南淇县县城土产公司院内出土的汉代石磨，直径55厘米，通高19.5厘米，下扇厚13.5厘米。上扇有半圆形漏斗两个，中隔一梁，漏斗底孔一大一小，大的孔径为3厘米，小的孔径为2厘米。上扇表面饰阴刻平行线纹，边缘侧凿一个装推磨棍的长方孔。下扇磨擦面微微隆起，磨中心有铁质圆轴，磨齿是八区斜线纹 (21)。

属于明器的汉代石磨和陶磨，据不完全统计，大约在70件以上(22)，涉及到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湖北、宁夏、北京十个省市，五十多个县(23)。正如李发林同志在研究我国古代转磨(石磨)产生的地域和具体时间时指出的那样：“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战国、两汉、三国的转磨大都发现于黄河、长江流域。南方的珠江流域和北边的辽河流域则相当罕见，两汉转磨出土的地区大都是盛产小麦的地区，这不是偶然的。正是小麦这种粮食需要做成面粉，才便于进一步制成可口的食品。”(24)

至于说水磨的产生与我国大面积种植小麦有无必然联系，笔者认为，水磨是在石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标志着我国粮食加工技术已发展到一定的高度，而与大面积种植小麦并无直接联系。据文献记载，水磨在我国的出现，大约始于晋代。《魏书·崔亮传》云：“亮在雍州，读杜预传，见为八磨，嘉其有济时用，遂教民为碾。及为仆射，奏于张方桥东堰谷水造水碾磨数十区，其利十倍，国用便之。”到了唐代，水磨的设置竟发展到妨害水利灌溉的地步。高宗永徽六年(公元655年)，雍州长史长孙祥上奏说，由于近年来富商大贾争相设置水磨，曾经灌溉4万余倾的郑白渠如今也只能灌溉1万余顷，妨碍民用的情况极为严重。并奏请禁止和毁掉水磨(31)。代宗广德二年(公元764 年)，户部侍郎李栖筠拆除了公主的水磨和私人水磨七十余处(32)。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京畿百姓共同上告设置在泾水上的水磨使用使农田无法得到灌溉的困状，请求决开郑白渠的支渠，拆除一切水磨，使灌溉水利得到保护(33)。次年正月，朝廷颁布毁掉水磨的诏敕，郑白二渠支渠上的水磨八十多处尽被拆除(34)。

前面笔者已经说过，我国大面积种植小麦的历史与其相关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首先以石磨的普遍推广使用为标志。其次是与农田水利灌溉事业的发展和精耕细作的水平与防旱保墒技术的提高有关。与社会经济相联系，则反映在人口的增长、地主庄园经济的发展诸多方面。有关石磨在汉代的普遍推广使用的情况，已被大量的考古发现所证实，从而也说明，我国大面积种植小麦的确始于汉代。下面我们再从当时的社会背景的其它方面予以分析。

笔者认为，农田水利灌溉事业的发展与精耕细作的水平和防旱保墒能力的提高，为汉代大面积种植小麦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为什么这样讲，正如陈文华先生在研究这一问题时指出的那样：“小麦种植经过了一、二千年才得以大面积推广成为主粮之一，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小麦生长期长，不大耐旱，它的需水量比粟大一倍。所以古歌中说：‘高田种小麦，终久不成穗。’而华北地区雨量较小，秋冬春三季降水量更少，尤不宜小麦的播种和生长。竺可桢先生指出：‘如种小麦，则四五月值小麦需雨最急之时，华北四五月平均雨量已嫌不足，若降至平均以下，必遭歉收。所以若无灌溉设施，华北种小麦是不适宜的。’(35)?而汉代的灌溉事业比以前任何时期都更加发达，精耕细作的水平和防旱保墒的能力也比过去提高，有利于小麦种植的扩展。”(36)

汉代的水利工程，如汉武帝时的漕渠、龙首渠、六辅渠、白渠等，规模都很大。“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关中灵轵、成国、了渠引诸川，汝南、九江引淮，东海引钜定，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为溉田，各万余顷。它小渠及陂山通道者，不可胜言也。”(37)

目前，见于考古学在此方面的发现，首推陕西西汉白渠渠首遗址。该遗址位于郑国渠渠首以北的泾河上游，渠道一段长300余米为井渠，这些井渠现为东西一字排列的七个砾石大坑，坑距30～40或70～80米不等。第一坑以西是泾河岸，岸下有暗渠露头，进水口下距今泾河水面3米；第七坑以东12米接明渠，这项水利工程采用井渠法和提高白渠渠口将水引向高仰之田的方法，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技术(38)。其次是安徽安丰东汉塘(芍坡)灌溉工程水堰遗址。这是一个蓄泄兼顾，以蓄为主的水利工程。大坝建在一条泄水沟上面，是用一层草一层土相间叠筑而成的“草土混合堰” (39)。此外，“水井模型在西汉中期以后的墓葬中是习见之物，仅《洛阳烧沟汉墓》一书就收录两汉水井97件。这些水井模型多有井架、滑轮、陶水斗、水漕等设备。在其它地区的水井模型中有的还有辘轳。水井资料以北京宣武门一带最为集中，共发现陶管井一百余口；河南泌阳板桥和洛阳汉河南县城发现东汉砖井旁还附有陶管或砖砌的下水道。”(40)一些学者指出：“上述水井模型和水井的用途可能是多样的，但至少有管道和水槽的水井与井灌有一定关系。”(41)事实上也正是如此。不同类型的水利设施相辅相成，再现了汉代水利灌溉事业的蓬勃发展。?

1981年11月上旬，河南淮阳县大连乡堌堆李村汉墓出土的一座陶制三进院落模型，就是汉代地主庄园井灌系统的真实写照(42)。院落模型主要分两大部分：一为正院，一为侧院。正院又分前院、中庭、后院。侧院又分旱田和水田，全长1.31米，宽1.14米。正院的前门为硬山式建筑，门厅两边为悬山式马厩；由二门进入中庭有三层门楼，两边有相对的四层角楼，周设了望孔。主体建筑是两层重檐庑殿式，筑于一高台之上，两旁有仓房、厢房、厕所、厨房以及佣人住房等。侧院的田园分为两大部分：一为旱田，一为水田。围墙长1.30米，宽0.24米，墙高0.18米。旱田有二式。一式为块田，长36厘米，宽18厘米，分为六大块，每块长18厘米。每块上有小孔54个(18 ×3，估计表示农作物的棵数)，块与块之间以垄沟分隔，规整且有条理。二式为条田，长28厘米，宽1.9厘米，共12块(垄)，每块田里有苗20棵，中间以田埂隔开。水田：全长44厘米，由水井向北灌溉，干渠分为东西两部分，每边有畦田7块，共14块。每块田中有苗32棵(8×4)。每两块间有支沟高出畦田，便于放水流向畦内。水井和干渠：井为圆形，上、下口的直径均为7.7厘米，腹部微鼓，直径9.5厘米。井口外侈，卷沿。干渠宽4厘米，长48厘米。北端有一下水孔，孔径为1.2厘米，成圆形。南端成弧形与井底部紧密结合在一起。田园全长130厘米，宽24厘米，墙高18厘米，墙厚1.8厘米，以三角形的瓦垄盖顶，上有脊，宽7厘米。

这座陶制三进院落模型的出土，不仅是地主庄园井灌系统的真实写照，更说明汉代时期，在我国北方地区，除了一些大型水利设施外，井灌的普遍出现在农田水利灌溉事业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正因如此，我国小麦的大面积种植在这一时期才得以推广。

汉代耕作技术上的进步，从考古学角度看，主要反映在铁犁铧的大量出土和牛耕、耧播资料以及大量的小型铁农具的发现等方面。

目前，见于已公布的考古资料，发现汉代犁铧的地区有：陕西、河南、山西、河北、山东、安徽、江苏、甘肃、内蒙、新疆、辽宁、广西、贵州、福建等。出土最集中的地区是陕西关中地区。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相继在富平、兰田、浦城、兴平、长安、礼泉、西安、咸阳、陇县等地发现全铁大铧、小铧、铧冠、犁镜以及巨形铁铧六七十件以上(44)。1975年在西安西郊一个铁农具窖藏中发现大小铁铧、犁镜等农具达85件(45)。由于大小铧往往共出，表明它们在功能方面当有所区别。犁镜的发明在犁耕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巨形犁铧可能是数牛牵引的开沟犁，似与当时注意水利灌溉事业有关(46)。

关于牛耕资料的发现，西汉时期有山西平陆枣园村王莽时期壁画墓中的牛耕图(47)，甘肃武威磨咀子M48出土的西汉末年木牛犁模型(48)；东汉时期有江苏睢宁双沟画像石牛耕图(49)，陕西绥德东汉永元十二年王得元墓画像石牛耕图(50)，陕西米脂画像石牛耕图(51)，内蒙古和林格尔壁画墓牛耕图(52)等等。

耧播资料的发现，如在山西平陆枣园村王莽时期墓中发现一幅耧播图，系用一牛挽三(?)脚耧车(53)。“此外在辽阳三道壕、陕西富平、北京清河等地发现有西汉铁耧足，在河南南阳还发现了西汉耧足范。”(54)采用耧播可使开沟、播种等工序一次性完成，同时可使播种均匀，深度一致，减少土壤水分损失。耧车的发明和使用不仅是播种史上一个重大进步，尤其是为大面积种植小麦提供了最理想的播种工具。

除上所述，在两汉遗址和墓葬中还大批量发现小型铁农具。比如河南临汝夏店西汉冶铁遗址发现大小铁三百余件(55)。其形制主要有长条形直銎和长条形后部带方銎两种。此外，还有凹字形铁口和两齿，象锄、锸、铚、铲、耙、铡刀等小型铁制农具资料在不少地区亦有发现。

正如杨宽先生所说：“汉代由于各种大小形制的铁铧的创造和使用，由于各种优质韧性铸铁农具的成批生产和推广使用，使得当时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小农大大扩展了独立进行生产的能力。”(56)所以说在农田水利事业蓬勃发展、精耕细作水平不断提高的两汉时期，我国北方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小农都有大面积种植小麦的必备条件。

大面积种植小麦的因素若与当时社会经济相联系，则反映在人口的增长、地主庄园经济的发展诸多方面。西嶋先生认为：“小麦种植量的增加，作为碾碨经营的一个特点，是因为碾碨经营多附属于庄园经营。……庄园经营者兼做碾碨经营虽然也是为了用于自家消费的加工制面，但是具有更大经济意义的是为了将庄园收租的小麦加工制面并出售而获得巨利。……种植小麦增多的起因在于当时最显著的两种倾向。即：一是城市的发展，二是庄园经营的发展。” (57)

如果西嶋先生说的不是唐代的情形的话，我们把上述文字中的“碾碨”二字改成“石磨”，把“城市的发展”改为“人口的增长”，把“庄园经营的发展”改为“地主庄园经济的发展”，似乎更接近汉代历史实际。

西嶋先生把“城市的发展”、“庄园经营的发展”作为唐代小麦种植与碾碨经营之间经济结构的两个显著特点，那么汉代大面积种植小麦与石磨的普遍推广使用之间经济结构的特点是什么呢?笔者认为：一是人口的增长，二是地主庄园经济的发展。

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人口的生存和增殖离不开农业的发展，在古代农业国家中尤其如此。汉代时期，人们绝大多数不用肉食，纯以谷物蔬菜为生。据葛剑雄先生考证： “西汉末的粮食总产比初年大约增长了三倍左右，……则西汉期间总人口也增加了三倍左右，平均每年的自然增长率约为7%。”(58)粮食总产的提高，不外乎通过扩大耕地面积和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这两个途径来实现，当时在农田水利事业蓬勃发展，铁制农具的普遍使用和精耕细作与防旱保墒技术提高的情况下，大面积的种植小麦，必然为粮食生产开辟了一个广阔的前景。同时也为人口的增殖创造了必备的物质条件。

从前面我们引证的考古资料来看，当时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小农，在将小麦作为主要粮食作物来种植的情况下，自家都有石磨加工面粉的能力。这一时期的地主庄园已经初具规模。目前，反映地主庄园经济生活的考古资料，除前面我们列举的河南淮阳大连乡堌堆李村汉墓出土的陶制三进庄园院落模型外，与此有关的发现，如河南密县后土郭村汉墓出土的一件楼式陶仓房上，曾绘有一幅地主收取地租的画面(59)。1971年内蒙古和林格尔东汉墓发现的壁画，壁画内容有相当一部分是围绕着庄园图分别绘画农耕图、园圃图、采桑图、沤麻图、碓舂图、谷仓图、酿造图、果树图、网渔图、牧马图、牧羊图、牧牛图的(60)。1959年6月山西平陆枣园村王莽时期的壁画墓，其北壁壁画内容反映的也是地主庄园生活情景，画面上不仅山水草木皆有，而且有一座四合院式建筑物、农夫扬鞭耕田播种、地主在地头的树荫下监工(61)。1982年山西平陆圣人涧村汉墓出土的一件釉陶“池中望楼”，其第二层，楼内置大案、小案各一。大案长8、宽6厘米，旁有二人对面席坐；小案长5、宽4厘米，旁有一人席坐。楼外的四周围有栏杆，四角有弓箭手站守(62)。这些以及前面我们提到的有关犁耕、耧播的壁画、画像石资料等等，都是汉代地主庄园经济发展的真实写照。当然，西嶋先生在提出“唐代碾碨经营论”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63)，并没有这么多的考古发现作为研究资料，因此，如果说西嶋先生也运用上述有关考古资料，他的研究结论将和笔者是一致的。

西嶋先生提出：“在唐代，碾碨经营多附属庄园经营，……庄园经营者兼做碾碨经营，虽然也是为了用于自家消费的加工制面，但是具有更大经济意义的是为了将庄园收租的小麦加工制面并出售而获得巨利。”那么在汉代，面粉的加工如何呢?笔者认为：地主庄园或者包括一些自耕农都开始经营石磨面粉加工，但主要是为了自家的消费，其次是将加工的剩面出售到城市，不过这种出售数量很小，获利也不可能太大。关于这一问题，从每座汉墓多数只出一件石磨或陶磨的情形来看，当时，地主庄园经营面粉加工的能力还比较低，也没有投入更多的劳动力来经营面粉加工。所以说，在大面积种植小麦的汉代，优先享用小麦面粉的是封建地主和广大自耕农，而不是城市商人和手工业者，在城市能够享用麦面食品的还是少数达官显贵。故而也可以这样说，汉代的城市经济虽然很发达，但与大面积种植小麦并无直接关系。

综上所述，我国汉代大面积种植小麦是有一定历史背景的，它应以石磨的普遍使用为标志。农田水利事业的蓬勃发展和精耕细作水平与防旱保墒能力的大大提高，为大面积种植小麦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否则，汉代的粮食生产就不能满足汉代人口的急剧增长，地主庄园经济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讲也将受到一定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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