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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淮北交警祁龙判刑多久

据报道，安徽淮北交警祁龙因涉嫌受贿罪被判刑，具体判决时前仿间为2023年12月25日。祁龙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

祁龙被判刑的原因是他在担任淮北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支队长期间，为多名涉嫌交通违法的车主免除罚款，并收受了巨额贿赂。这种行为严重违反了公务员的职业操守和纪律要求，对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公共安全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因此被依法判处刑罚。

对于类似的行为，我慧册纤们应该认识到其严重性，并切实加强对公职人员的监管和惩处力度，以维护国家法律的权威和公正性。同时，我们也应该自觉遵守交通规则，不违法乱纪，共同营造文明有序的社会环境。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在获取相关信息时应该注意信息来源的可靠性，避免传播虚假信息和不实言论。对于类似的刑事案件，我们应该姿轮保持冷静客观的态度，不进行无端猜测和评判，以免干扰司法正义的公正裁判。

被拐女子向人贩子索赔被驳,这是为什么?

幼时被拐者李景伟通过手绘地图成功寻亲广受关注，此事背后，又牵出李景伟同家族中另外两名幼女被拐的坎坷往事。

6月13日，李景伟被拐案迎来一审判决，两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十年、十一年，各赔偿李景伟5万元。同月，李景伟小姑和堂姐被拐的案子也有了一审判决。

李景伟的小姑黎德聪和堂姐黎小兰（化名），曾分别于13岁、10岁时被拐卖。

黎德聪 视频截图

黎德聪向澎湃新闻回忆，1987年，她和堂侄女黎小兰被从云南昭通盐津县拐至安徽亳州利辛县，她被以3000元被卖给一名40多岁的男性，后被迫与对方发生性关系，生下一儿一女。黎小兰则被卖给利辛县另外一名大龄男性。

黎德聪说，被拐卖后，她不敢、也无力逃跑，她曾给家里写信，但被烧掉，只有一封寄回了云南。直到2023年“丈夫”因车祸身亡，她才获得了心理上的自由。

黎德聪和黎小兰被拐案中，6名被告人一审被判五年至七年不等的刑期，并处罚金三千至五千元不等。黎德聪提出的40余万精神赔偿，未获法院支持。

判决出来后，黎德聪感到失望，目前已就民事部分提起上诉。除了坚持主张精神赔偿，她觉得人贩子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我受了那么多年的苦，我的一生都被人贩子毁掉了，我的家庭，云南娘家的家庭，也被人贩子‘拆’得五零七碎。”她说。

由于我国法律尚不支持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赔偿申请，黎德聪的上诉很可能再次“落空”。但相关法律规定并非没有争议。

亲戚参与的拐卖幼女案

黎德聪和黎小兰出生于云南昭通盐津县的一个小村庄。

对于儿时的家乡，黎德聪印象不深，只记得自己有五个哥哥一个姐姐，一家子挤在木架房里，院子里栽种着一棵梨树，房前有水田，家里以种地为生，种水稻、玉米、土豆，还有渣辩圆茶叶。

她说，因为凑不足学费，她只读完了一年级就辍学了，回到家中帮忙，做放牛割草这样的活儿。

判决书显示，1987年，黎德聪和黎小兰被同一伙人拐卖。当时黎德聪13岁，黎小兰10岁。

“你家里穷，吃穿都不好，带你去帮人（做事）可以赚钱。”黎德聪回忆，她被拐那一年农历八月的一天，堂嫂侯严旬对她说了如上的话，之后便将她带至四川宜宾筠连县城耍了一段时间，后又把她关了起来，还对她说，如果无聊的话帮她找个伴。当晚，堂侄女黎小兰也被带了过来。之后，她们二人被一行人辗转带上了筠连到宜宾的中巴车。

“在车上时，我听到我一个哥哥喊我。”如塌黎德聪说，她想看，有个人就按住她的头，后来她们被带到宜宾，人贩子给她们换了新衣服，剪了头发，她们意识到要被拐卖了，准备逃跑，最终被人拉走，乘坐火车到了安徽省利辛县。

黎小兰也是被以类似的理由骗出家门的。判决书显示，黎小兰陈述，当时同县的妇女刘超华说要带她出去打工，还说黎德聪也要去。她因家里穷便同意了。

黎小兰说，刘超华带她到侯严旬家见到了黎德聪，后来她们被带到了安徽省利辛县一个废弃窑厂。

黎德聪回忆，在窑厂里，她和黎小兰被人挑选，她还听到有人讨价还价的声音。

黎德聪被人接走后，黎小兰被另一男子朱汉轩（已死亡）接走。黎小兰称，当晚朱汉轩强行与她发生了性关系。“朱汉轩讲我是他花了3500元钱买的。由于朱汉轩管得紧，我没有报警，生了小孩后就没有报警的想法了。之后我与家里通信，父母还到安徽找过我。”判决书中，黎小兰陈述道。

判决书显示，有多人参与拐卖黎德聪和黎小兰。

公诉机关指控，1987年9月，陈忠金告诉侯严旬将“姑娘”带出去可以卖钱。同月24日，侯严旬以外出务工为由，诱骗黎德聪到自己家中，此后，侯严旬又让同村的刘超华帮忙将黎小兰诱骗到其家中。

在发现孩子失踪后，黎德聪、黎小兰家人四处找寻。侯严旬便让刘超华一起将黎德聪、黎小兰带去交给陈忠金，但当时陈忠金未在家，刘超华、侯严旬便将二人带到刘超华母亲家躲藏。

之后，侯严旬与陈忠金商量好交人的时间地点，侯严旬于当晚带着黎德聪、黎小兰步行到筠连县大车口位置，将两女孩交给陈忠金，陈忠金又把她们交给了陈明书和钟国芬（已死亡）。陈明书随后联系了葛德章，郭会付也参与其中。

经葛德章介绍，黎德聪、黎小兰被交给何家兴（已死亡），一行人先后换乘汽车、火灶返车将黎德聪、黎小兰带到安徽省利辛县，分别卖给潘洪文（已死亡）、朱汉轩（已死亡）为妻。

被买回来的“小黎”

被拐至安徽时，年仅13岁的黎德聪还“什么都不懂”。她记得，在云南老家，因排行最小，大家总是叫她“幺妹儿”，到了安徽后，大家不叫她的全名，总是叫她“小黎”。

潘洪文买下她时已经40多岁，没有娶妻，父母过世，家里非常贫困。

她记得，当时村里条件落后，没有商铺和电话，只有一间连着一间的土坯房。一开始她被带去潘洪文堂弟家的瓦房居住，一周后离开，借住在一间东倒西歪的土坯房。后因房主说自己弟弟讨了老婆回来，她就搬回了潘洪文的住处——那里只有一个一米多宽的床铺，床边就是烧饭的灶台，中间只能走过一个人，桌子都搁不下。

黎德聪说，她后来听潘洪文讲，他花了3000元钱买的她。当时，潘洪文的姐姐觉得她年龄太小，想把她当妹妹养大，但潘洪文不同意，认为她就是他买来的妻子，并强行与她发生了性关系。

黎德聪想逃跑。“村子里的人都知道本地人想娶个媳妇，何况又是掏钱买的，都不会帮助她逃跑。我年龄又小，上哪里能跑掉？”她说，她被威胁，如果跑了，要把她的脚筋挑断。

被拐卖到安徽的第三年，黎德聪生下了大女儿。她说，当天她就下地干活，烧饭、喂猪喂牛都要做。“当时也还是孩子，都不知道是怎么把孩子带大的，没有人帮忙，也没有坐月子，更没有吃过什么营养品。”

潘洪文嫌弃她生了个女儿，时常与她争吵，她便放狠话说，你再嫌弃，我就把她掐死，潘洪文就不再说了。

后来，黎德聪又生了两个儿子，二儿子不幸夭折。她带着两个小孩睡在一米宽的床头，被子连身体都盖不全，冬天的时候冷到手都提不起来裤子。

黎德聪说，当时她跟着潘洪文下地干活，做不好就会被骂；如果潘洪文离家，会把她送到叔叔家，不让她与外界接触。“我出去玩耍，村里人看见我做什么都会给潘洪文告状，四面八方的人都是这样，想风就是雨地夸大，潘洪文就会骂我骂得更厉害。”黎德聪说，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她大女儿十四五岁的时候，潘洪文对她的管控才放松了一些。

被拐三十多年后，何处为家

除了做农活，黎德聪还曾跟着潘洪文一起收破烂和做爆米花，后来又在外地打工，那时候有机会逃跑，但想到孩子太小，她又犹豫了。

黎德聪一度想到寻死。但她想到自己的妈妈过世早，因此受尽村里人的欺负，不忍心自己的孩子也受这种苦。“我当时想着等小孩大了，我有力量，我就自由了，我还能见到我的家人。如果我去寻死，我就永远见不到我娘家人了。”她说。

那时她没有手机，也没有任何身份信息，唯一记得的，是脑海里的一行地址。

8岁那年，黎德聪母亲过世，家里人请道士来念经，当时她还处在懵懂之中，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记住了道士提到的老家地址，被拐后更是反复记诵。

在儿女稍大点时，黎德聪曾按照记忆中的地址，请人代笔写信给家里，但一直没有回音，后来她才知道，很多信没能寄出去，而是被潘洪文他们烧掉了。

直到8年前，她和同被拐到利辛县的堂侄女黎小兰取得了联系。黎小兰被拐到了离黎德聪家15公里的一个村子，双方此前一直没能见面。

黎德聪说，两人碰面后，都是又感动又兴奋，同时有种讲不出来的难受。“我们小时候一起长大的，经历又相似，一见面好像有说不完的话，不知不觉就凌晨两三点了。”她说，黎小兰读完了二年级，略微识字，当时黎德聪就让她代笔写了一封信，最终寄回了老家。

通信后，黎父按照信中的地址来到安徽，找到了村子里。“我们抱在一起哭得不得了。”黎德聪说，当时感觉终于见到娘家亲人了，但父亲有气管炎等疾病在身，没敢和潘洪文发生冲突，又因为云南老家也穷，她在安徽已能吃上饭，又有了孩子，属于“生米煮成熟饭”了，父亲劝她留在了安徽。

后来父亲回到了云南老家，没多久便去世，许久后，黎德聪才知晓。

黎德聪说，此后的日子里，她时常感觉潘洪文在“折磨”她。他不相信她，二人经常吵架。2023年，潘洪文在收废品的途中因车祸身亡。

两年前，黎德聪在刷短视频时看到了李景伟发布的寻亲视频。

“我不识字，但在视频里看到了李景伟和他妈妈的合照，我就认出来他妈妈了，她面相没有太大变化。”黎德聪说，她点赞了这条视频，又发了语音过去，最后和李景伟取得了联系，并在他们的支持下，决定追究当年的拐卖者。

联系上李景伟后，黎德聪第一次回到了云南老家，曾经的房子早已消失，变成一片空地，村子里只剩下几个老辈还认得她。

她说，被拐之后，此前她一直没身份证，前两年李景伟帮她回云南办理了身份证。如今她在云南已经无家可回，父母早就过世，她在云南也没有房子和土地。

迟来的追责和未获支持的精神赔偿

当年，黎德聪和黎小兰被拐后，她们的家人曾四处寻找，也曾有怀疑对象，但最终不了了之。

判决书中，黎德聪的堂哥黎德林陈述，他们发现堂妹黎德聪走失后找了一天未找到。“第二天我女儿黎小兰也不见了，我们到筠连、宜宾等地寻找都未找到，发现是被拐卖了。”

黎德林回忆，当时通过了解，怀疑是黎德海、侯严旬夫妇带出去的，侯严旬躲起来了，黎德海不承认，还磕头发誓。随后他们到派出所、公安局报过案。“过了两年，李景伟（原名黎方富）被拐卖，我和黎方富的母亲到盐津县公安局反映过几人被拐卖的事，之后也反映过多次。”

黎德林说，1996年黎小兰写信回家，他按照地址找到了黎小兰，之后便没有再向公安机关反映。

时隔三十多年，2023年，人贩子陆续到案。

2023年6月，黎德聪和李景伟一起回了趟云南老家。

2023年5月28日，刘超华被公安机关抓获，5月30日，陈明书被公安机关抓获，5月29日，陈忠金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8月11日，郭会付经公安机关电话通知到案，6月15日，葛德章经公安机关电话通知到案。

2023年9月9日，盐津县检察院指控被告人陈明书、陈忠金、葛德章、刘超华、郭会付犯拐卖儿童罪，向盐津县法院提起公诉。2023年11月3日，盐津县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

2023年6月16日，盐津县法院一审宣判，认为陈明书、陈忠金、葛德章、刘超华、郭会付伙同他人以出卖为目的，拐卖儿童两人，构成拐卖儿童罪，依法应予惩处。

法院认为，根据“从旧兼从轻”的刑法适用原则，本案适用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四十条的规定对被告人定罪处刑。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成立。陈忠金、郭会付主动投案，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自首，对其从轻处罚；刘超华到案后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陈明书、葛德章当庭认可指控的案件事实，系坦白，对其从轻处罚。

法院认为，辩护人关于“案件已经超过追诉期限”的辩护意见，经查，黎德聪、黎小兰被拐后，其亲属在追诉时效内至公安机关提出控告，公安机关未予立案，故本案不受追诉时效限制，该观点不成立。

关于被害人黎德聪提出要求被告人附带赔偿精神抚慰金的意见，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因受到犯罪侵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人民法院一般不予受理。”黎德聪要求赔偿精神抚慰金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云南省盐津县人民法院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

盐津县法院一审分别判处陈忠金有期徒刑七年，刘超华有期徒刑六年，陈明书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葛德章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郭会付有期徒刑五年，并分别处罚金5000元至3000元不等。

诱骗黎德聪的侯严旬被另案处理，一审被判处其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5000 元。据判决书，对于黎德聪要求侯严旬赔偿精神抚慰金的请求，法院同样不予支持。

对于判决后，黎德聪感到失望，她此前主张6名被告人赔偿40余万元，但未获支持。“我受了那么多年的苦，我的一生都被人贩子毁掉了，还有我的家庭，我的云南娘家家庭，也被人贩子拆散，拆得五零七碎的。”

目前，她已提起上诉。上诉状显示，她和代理律师认为，一审判决关于附带民事赔偿部分的认定于上诉人明显不公，被上诉人应赔偿上诉人黎德聪主张的全部精神抚慰金。

“在拐卖儿童犯罪中，相对而言本案中上诉人所受伤害更大，因为买儿童的人多半是把买来的孩子当成是自己孩子养大，以传宗接代、养儿防老。而本案并非如此简单，女孩被拐卖后通常伴随着非法拘禁、强奸、伤害、侮辱等一系列的非人虐待，严重侵犯了女性的人身权利和人格尊严。”上诉状写道，本案被害人一样13岁被拐后，由潘洪文买回家做“媳妇”，几天后潘洪文便强行与其发生性关系，面对如此迫害，被害人因年龄尚小，买家看得紧而无法逃脱，此后便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麻木且屈辱地活着。

律师张志伟告诉澎湃新闻，目前的法律框架下，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申请精神赔偿是找不到法律依据的。刑事诉讼中支持赔偿的，主要是因犯罪引起的直接物质损失。在拐卖案当中，长期出去找孩子的费用，比如住宿费、餐饮费、交通费等，如果有票据等证据，是可能获得支持的。但这种直接损失一般很难估算。

刑事诉讼中的精神赔偿争议

中国政法大学反对人口贩运国际合作与保护中心主任张志伟告诉澎湃新闻，现有诉讼制度框架下，刑事犯罪当中的被害人想要申请精神赔偿，很难找到法律依据。

他解释，在刑事犯罪中，被害人获得的赔偿主要是指因犯罪引起的直接损失，而拐卖案件中，这种直接损失很难估算。“拐卖案件不像偷车，损失多少费用是可以估算的。”张志伟说，长期寻亲的费用，比如住宿费、餐饮费、印刷费和交通费等等，如果有票据的话法院是可以支持的。此外，因暴力抢夺等行为导致伤害发生，被害人住院治疗的，医疗费用的索赔也可以获得法院的支持。

不过，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并非没有争议。

湖北浠水县法院官网2023年9月24日刊发的一篇论文认为，由于历史以及现实原因，我国刑事领域对精神损害赔偿采取的依然是否定的态度。然而，犯罪是一种严重地给人带来强烈的精神损害的危害行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领域不宜排斥精神损害赔偿。这不仅不利于公民合法权利的保护，而且造成现行法律之间的互相冲突和矛盾。

河南郑州中院官网2023年11月刊发的一篇论文也认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仍是我国法律中的一个空白。这严重影响对刑事被害人权利的救济，尤其是在侵害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中，对刑事被害人的精神损害尤为突出。为了能够使刑事被害人穷尽其救济的方式，需要建立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张志伟也认为，我国刑法领域存在“重财产，轻人身”的倾向，可能对偷、抢、砸之类的侵犯财产权益的犯罪惩罚是比较重的，且能涉及到赔偿，但很多情况下，对个人的人身权利进行侵犯而犯罪的，处罚却可能比较轻，而且没有相应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我觉得刑法的发展也和社会的发展阶段有关，随着社会发展和人们对人身权利的重视，相关制度或许会逐渐完善。”他说。

聂海芬事件有什么深幕?

聂海芬事件的深幕：她的依据是牢头狱霸袁连芳的杰作，她的逻辑是有罪推定，她所做的，不过是给袁连芳的粗劣产品，包装上精美外衣，并盖上可以生产的许可证。

（一）

《肖申克救赎》是一部很出名的电影，讲了一个年轻有为的银行家安迪，受冤枉被判入狱，通过十九年的不懈奋斗和出色谋划，终于用一个雕刻用的小锤头，挖出了一条通向自由的通道，并拥有了合法身份，最终在国外自由生活的故事。

其中有对体制的思考，有对恒心的褒奖，有对自由的颂扬，经典的对白贯穿始终，被中外影迷津津乐道，一直排在世界电影前几名的位置。

我看后觉得的确很好。非要提点意见的话，就是觉得毕竟是一个西方人的故事，跟中国的人的思维方式有些不搭。比如这含冤的事，中国人就希望昭雪，而不是如安迪那样出逃。中国人也向往自由，但和报仇的快感比起来就差远了，那律师、那法官、甚至陪审团，个个都难辞其咎，为什么都没有一点惩罚？

中国人也不乏坚持、不乏恒心，但坚持和恒心，如果有回报，核没最好是对手的鲜血，哪怕同归于尽。中国人可不希望在外国灰溜溜的呆一辈子，他们要清清白白的活在亲戚朋友中间。

基于此，我要讲一个中国版的《肖申克救赎》的故事，说是故事，却绝非虚构。而是发生在当今中国的真实事件，时间地点人物毫不掺假。

（二）

故事的开头，要追溯到2003年5月19日，这一天，安徽少女王冬被发现赤裸陈尸于杭州市西湖区留下镇东穆坞村的一条水沟内，头颈部反套黑色无袖背心，下身赤裸，仰卧。

接到报案后，西湖公安分局迅速出动，对现场进行勘察后，立即对死者的身份进行了甄别，并迅即联系上了死者的家属。

死者的家属称：少女王冬于2003年5月18日21时许，以安徽（翕欠）县某小镇“非典”检查站为起点，搭乘了熟人送货员张高平和侄儿张辉开往上海的货车。于是张高平、张辉被作为重大嫌疑人抓捕归案。

然而两个嫌疑人却拒不承认犯罪事实，警方用尽手段，不能撬开两人的嘴巴，后来终于忍无可忍，动用了“杀手锏”——袁连芳。

（三）

袁连芳是个正在服刑的人员，不是在西湖区公安分局服刑，是在拱墅区看守所服刑。他于2001年1月13日，因涉嫌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被刑拘，判刑六年。但却一直没有入监，而是被当做“狱侦耳目”，一直在拱墅区看守所。

之所以能成为“狱侦耳目”，全在于他涉猎广泛、能说会道，心狠手辣。他作“狱侦耳目”也有好处，2001年1月被逮捕，2004年9月12日被刑满释放，判刑6年，仅仅在看守所度过3年8个月，减刑2年4个月。

而且还有外出机会。2003年8月，他获得最后一次减刑10个月的奖励。减刑书上说：袁在服刑期间，认罪伏法，遵守监规，服从分配，积极完成生产任务，多次调派外地协助公安机关工作，完成任务成绩显著。2003年4月，袁连芳就去过河南鹤壁执行任务。在杭州拱墅区刑侦大队明首的书面材料中有记载。

看来这袁连芳的确是完成本职任务出色，常常被人借用帮忙。西湖区公安分局想到他，不是没有缘由。

袁连芳果然不负重托，通过苦口婆心教导，软硬兼施恐吓，亲自上阵毒打，终于让张高平、张辉叔侄交代了叔叔协助侄子强奸受害人的犯罪事实。

（四）

口供有了，但缺乏证据支撑。西湖公安分局，简直就是吃闲饭的，他们又要请人。这次请得是杭州赫赫有名的女神探——聂海芬。

聂海芬出生于1965年，1986年参加工作，是浙江省的刑侦专改槐纳家，虽身在基层，却受聘杭州市警校兼职教官。她自编教材，毫不保留的向新人传授经验。

接到西湖公安分局邀请后，聂海芬面对这只有口供，没有任何证据的案件也有点犯愁。不过毕竟是刑侦专家，她坦言：是强奸案，但受害人身上没有精斑；嫌疑人车上没有任何物证，从被害人八个指甲中找到的男性DNA与嫌疑人不符。

于是她要去找另外的嫌疑人。在她的指导下，侦查员三次去安徽，试图找出与DNA鉴定相符的男子，但却一无所获。

这如何是好呢？神探的名声要受到玷污，西湖公安分局的同志们，似乎也失去了耐心，她思路一转，就柳暗花明又一村了。

（五）

别的嫌疑人找不出来，那就先来确定这两个嫌疑人的口供是否属实。如何确定？她以张氏叔侄的口供为依据，来固定判断细节，用细节的确定再来反证供述的真实。

张氏叔侄供述，作案抛尸之时，听到流水声。但当地群众讲，那水沟平时根本没水。聂海芬不管这些，她去当地调阅水文数据，看有没有下过雨，下过雨就能听见水流声了。

有了水流，又解决了另一个大问题。口供中不是说强奸吗，没有发现精斑，那自然是一夜水洗，把受害人体内强奸的痕迹冲掉了。

她还做了很多次侦查试验，包括找了辆货车，从安徽一直开到案发地。

一个基于口供拼贴而成的客观事实就这样出现，形成了26条证据。时间精确到秒，距离精确到米，简直无懈可击。

2023年4月13日，中央电视台第12频道《第一线》栏目推出浙江神探系列报道之“无懈可击聂海芬”，在她办理的诸多案件中，就只选择了张氏叔侄杀人案。

在与她共同参与破案的侦查民警吴伟眼里，女神探名不虚传，办案无懈可击。

（六）

无懈可击？真是可笑，她的依据是牢头狱霸袁连芳的杰作，她的逻辑是有罪推定，她所做的，不过是给袁连芳的粗劣产品，包装上精美外衣，并盖上可以生产的许可证。

她做事并非不精细，只是她的逻辑出现了问题，她并非没能力发现问题，只是她把能力用错了地方。

对包装的文字描述无所不用其极，却对包装中的两条人命视而不见。在央视节目中，她说：“处于惊魂未定的状态下，经过突审，开口了，两个人都讲了。”

而广州《羊城晚报》的记者，曾拿着聂海芬的照片给张氏叔侄看，二人均很确定的表示，“没见过”。记者追问有无被女警官提审过。张高平表示：从来没有女人审过我。张辉说：只有在提取DNA鉴定时，有一个女警员来给我取了指甲、毛发。

聂海芬是预审人员，隶属于负责侦查的公安系统。公安系统要预审人员，就是为了防止侦查中出现不符合审理要求的事情，也为了更好的与审理想衔接。可以说是刑事侦查的第一道屏障。

可她却不与犯罪嫌疑人相见，不听听他们反应情况，却一味相信自己人，以致沦为刑事侦查的工具，成为为刑事侦查涂脂抹粉，蒙混过关者，这不能说不是一种悲哀。

（七）

西湖分局组织，袁连芳、聂海芬联手，把张氏叔侄告上法庭，杭州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从犯张高平判处无期徒刑，主犯张辉判处死刑。

二人不服判决，提起上诉，2004年10月，浙江省高级法院终审，张高平从无期徒刑改为有期徒刑15年，侄子张辉从死刑改为死缓。

与《肖申克救赎》中的安迪，在狱中表现的温文尔雅，实则包藏祸心不同，张高平一开始就表现的很“刺头”，他不认罪、不报告、不唱歌、不作思想汇报，并抓住一切机会申诉冤情。

无奈没有任何效果，但他并没有丧失信心。他既坚持盲目申诉，又在监狱极其闭塞的环境，寻找有利于申诉的证据。这比《肖申克救赎》中的安迪，偶然遇到后来进来的犯人，提及谋杀案后，才燃起正常渠道走出监狱的信心要积极的多。而且他也找到了。

一则新闻报道了2023年1月8日晚，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学生吴晶晶于回家途中被害，这个案件的作案手法，与王冬遇害案十分相似。他马上找到狱警高喊：凶手可能是同一个。

一个在押犯人能够凭新闻猜测的出，同为两案预审人的神探聂海芬竟然没有将两案进行联系，可见责任心往往能弥补能力的不足。

但没有用，张高平说什么也没用。很快他被押往新疆石河子监狱，他的侄子也被押往新疆焉耆县监狱服刑。

（八）

张高平并没有因此而丧失信心，依然用不配合的态度来展示自己确有冤情。他的家人也四处申诉，但却没有收效，甚至还有更大打击。

2023年3月3日，时任杭州市刑侦支队预审大队大队长的聂海芬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这个称号的殊荣在于：1960年以来，唯一一次由女民警荣获。

2023年4月13日，中央电视台第12频道《第一线》对聂海芬做了报道，并且选择了张氏叔侄杀人案，来作为论证聂海芬是一个无懈可击神探的论据。

俨然是作成铁案的架势。但总是在失望到绝望的时候出现转机，主要是看你坚持不坚持。

张高平坚持了，然后他就遇见了一个好人——新疆石河子检察官张飚。

是张高平的不寻常的不配合引起了张飚的注意，他本以为张高平是不懂法或者是一种情感宣泄，于是见了张高平一面。张高平便诉说了自己的冤情，请求寄送申诉信。

原来，张高平完全是出于好心，让王冬搭车，2003年5月19日凌晨1时30分，卡车到达杭州汽车西站，王冬借用张高平的手机给其亲友打电话，对方要求王冬下车后自己打车到钱江三桥碰头。张高平出于好心，将其捎带至艮秋立交桥，凌晨2时许，王冬下车，叔侄2人沿沪杭高速继续前行，5时许到达上海送货地点。

好心而被抓，被判，还是栽在神探手里，张高平冤不冤？

但张飚却对这种情况见得多了，虽然听张高平的申诉听了一个半小时，但这一个半小时，并没有让张飚有太多心动。

（九）

张高平有《肖申克的救赎》中安迪坚持不懈的劲头，安迪用每天一封信给监狱要来了一笔资金，张高平一年来持续不断的信打动了张飚。

2023年，张高平在两地服刑5年后，石河子检查院的三名驻监检查官魏刚、张飚、高晨开始逐步详细研究张高平的冤情。

进杭州四小时内都没有作案，在王冬给亲属打电话后作案？于情不通。

王冬的八个指甲末端检出混合的DNA谱带，是死者与一个男人的DNA谱带混合形成，而这与张氏叔侄的DNA鉴定不符，而且，这份DNA鉴定报告并没有出现在庭审之中。

以细节分析见长的聂海芬做的报告，竟然还有七处细节上的矛盾。

继续往下分析，竟然发现侦查、审判、改判环节都有矛盾之处，让稍有法律常识的人都极其不解。

但距离真相还有很远的路要走。不过老天爷也帮忙，2023年3月，被控制造下灭门惨案的马廷新被无罪释放。随后的报道中提到了一个作伪证的牢头狱霸名字——袁连芳。

经过张飚的证实，此袁连芳的确就是诱逼张辉写出口供的袁连芳，这之前的一个任务，就是到河南鹤壁去逼迫马廷新认罪，如今河南省高院改正了错误。

袁连芳就这样被证实身份，并浮出水面。也让张高平也看到了希望。

（十）

但希望却并未迅速化为胜果。

因为是异地申诉，张飚采取的是温和的提醒方式，也是严格按照程序。程序是这样的：

由驻监检察官，也就是张飚他们，向案子的控告申诉检察部门提出申诉，控告申诉检察部门再提交公诉公安部门，公安部门再提交检察委员会，检查委员会根据法院能否改判的标准决定是否答应申诉。

几乎都是与案子有利害关系的单位和部门在经手，且环环相扣，一旦一个环节断裂就无结果了，可以想见申诉改正之难。

不仅张高平的申诉石沉大海，就连张飚及其单位同事发的公函也没有个回音，这倒不难理解。

他们曾找到签收的人的电话打过去，第一次问是否收到，第二次问处理情况，对方言语含混，似有怪他们多管闲事之意，后来便听到一句斩钉截铁的话：“我们不可能办错案。”

如果张飚就此收手，我们可以认为他尽到了一个检查官的职责，不便表扬，也无需批评。但张飚还做了两件份外事，让我们看到了那种敢于担当，为民请命的精神，也是这两件份外事让事情有了转机。

（十一）

一件是2023年底，以个人的名义给浙江省检查院院长陈云龙写了封信，一件是建议张高平的家属找到了曾为马廷新洗刷冤屈的律师朱明勇。

这两件事应该都起了作用，但不知哪件在前，哪件在后。

如果说是张飚的信先起了作用，那么浙江政法系统中接近此案的人士说，浙江在2023年即成立专案组检查此案，就说明是实话。

而朱明勇律师却在浙江高院的电脑系统中未查出这起申诉案件，也就是说张高平、张飚的申诉信、公函就一直没有到浙江高院这个环节。

而深陷其中的神探聂海芬，还在2023年7月，在浙江省广播电台《我是党代表》节目中登场，深入阐述了她的“不放过一个坏人，不冤枉一个好人”座右铭，没有看到一点受查的迹象。

张飚接到浙江高检控申科主动打来的电话，说他的信已经收到，已将材料意见省高法进行立案审查的时候，已经到了2023年底。

朱明勇律师起的作用在于他用媒体造了很大的声势。2023年11月21日，上海东方早报对此案进行了报道，标题为《一桩没有物证和人证的奸杀案》。翌日，杭州市公安局重新进行DNA比对，受害人王冬指甲中提取的男性DNA与已执行死刑的勾姓男子的DNA比对上，而勾姓男子，正是2023年1月8日杀害大学生吴晶晶的凶手。

（十二）

是人情反应还是媒体倒逼？谁先谁后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正规程序无解，是让那些站在“为人民服务”招牌之后的公检法人员，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无解。

非要用非常的手段，才能有正常的结果。非要舆论喧哗，才能老实做事，这是怎样的打一下走一步，不打就倒退的赖牛思维。

不说了，反正经过不管是人情还是媒体的努力，2023年2月27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决定对此案进行立案复查。

2023年3月26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撤销519杀人案原审判决，宣告张辉、张高平无罪。

2023年5月17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对张辉、张高平进行国家赔偿的决定，分别为110。57306万元，共计221。14612万元。

十年自由值多少？赔偿是多还是少？见仁见智吧！

集体决定的，领导批准的，上级干预的，错案追责，谁来担？板子怎样打？是公开打，还是不了了之？随其自然吧！

还有很多事要做，但更重要的是对过程的反思。

（十三）

比起《肖申克救赎》中的银行家安迪，我们的货车司机，没有那么高的智力，不会想到那么多的弯弯绕，因此也就没有靠自己得到大量金钱和自由的本事。在美国的监狱里，他即便能如安迪一样，挖出一条通道，出去后的他，也必然难以融入社会，居无定所，孤独终老。

但在中国，张高平得到的却几乎与安迪无二——自由、金钱，甚至还要多，是真真正正的，不怕翻底的清白之身。

他们在不同的国度，有着同样的坚持，也收获了几乎同样的结局。

只是《肖申克救赎》给人一种成就感，就如一只鸟儿挣脱了笼子的束缚，飞向了天空的感觉。而我讲述的故事，却给人一种重压之下的无力感，仿佛汹涌的波涛迎面而来，每一个浪头似乎都有可能将人淹没。

想到岸上去，离岸太远。想抓块木头，突然让我想到了连美国都极为害怕的乔良将军的《超限战》。

不是在鼓动，只是为了预防万一，感到无力的人，在无力的时候，不防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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