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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形势分析的基本思路 一、熟悉指标与搜集资料 经济运行与发展是一个抽象的过程,其变化与结果都不能为人们所直接接触到,而主要是通过一系列的经济指标反映出来的。各种经济指标在经济运行中互为条件,彼此关联,互相影响,存在着一定的因果关系,并按照一定的规律发展变化着。如果国民经济运转出现异常,那么,一定会有一些指标率先反映出来。正是由于经济变量间存在的这种内在联系,才使我们对宏观经济的分析成为可能。因此,宏观分析的首要步骤就是熟悉反映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各项指标。如果要分析国民经济形势,那么首先就必须对反映国民经济发展状况的各项主要指标,如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物价总指数、工农业总产值等等有充分的了解;如果要分析货币形势与货币政策就需要熟悉货币供应量、金融机构贷款芦轿孝、居民储蓄存款等等金融指标。 (1)指标的分类 由于宏观经济现象的错综复杂与类型多样,因而反映这些现象的指标也是多种多样的,但概括起来不外是总量指标、相对指标和平均指标三类。 ①总量指标。总量指标指在统计资料汇总后得到的总和指标,从指标的数字来看表现为绝对数。它反映了某种宏观经济现象在一定时间、地点和条件下的规模和水平。总量指标按其所说明的总体内容的不同,又可分为说明总体各单位某一数量标志值总和的标志总量与表明总体单位总数的单位总数。例如国民生产总值、工业生产总值、农业生产总值、利润总额等都属于标志总量,而企业总数、机构总数、职工总数等则属于单位总数。 总量指标是反映一个国家的国情和国力,反映一个地区、部门或单位的人力、物力、财力等的基本指标。同时,总量指标还是计算相对指标与平均指标的基础,相对指标和平均指标是总量指标的派生指标。总量指标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到相对指标与平均指标的计算结果。因此,总量指标是进行宏观分析、研究经济运行客观规律的重要依据。 正确计算和运用总量指标必须坚持以下几个原则:首帆粗先,必须明确各项总量指标的涵义、范围,分清它与有关指标的界限。例如,在考察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等时,只有明确它们各自的涵义与范围才能正确运用这些指标来进行分析。 其次,不同种类的实物总量指标的数值不能加总,只有同类现象才能计算实物总量。石油产量与电视机产量显然不能加总,而同为农作物的小麦产量与棉花产量也不可混为一谈。 最后,同类现象的总量指标的数值其计量单位必须一致才能加总,否则必须先换算成统一的计量单位。 ②相对指标。相对指标是社会经济现象中两个有关指标之比,它表明了各种经济现象间的数量对比关系。相对指标的表现形式一般有百分数、千分数、系数、倍数等,其中,百分数是最常用的一种。 相对指标的优点在于它把反映分子分母两个社会经济现象的具体数值进行了抽象,因而便于在现象间进行对比分析。 相对指标能将社会经济现象间的数量对比关系作出明确的说明。例如,通过将工业总产值与工农业总产值进行对比,或将报告期某种主要产品产量与基期该产品产量进行对比等,可以表明经济现象的结构、发展速度和相对强度,为深入分析提供了依据。另外,相对指标还能将现象的绝对数的差异抽象化,使一些不能直接对比的总量指标可以进行对比。 相对指标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第一,计划完成相对指标。它是实际完成数与计划完成数之比,主要用于反映计划完成情况。 第二,结构相对指标。它是总体中不同性质的各部分陪稿有关数值与总体数值之比,反映各部分在总体中所占的比重。例如外贸出口额与进出口总额的比值就反映了出口额在进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另外,通过考察不同时期结构相对指标的变化,可以看出事物的变化过程及其发展趋势。 第三,比较相对指标。它是指同一时期某一同类现象在不同空间的对比,表明某一同类现象在各国、各地或各部分之间的相对差异程度。比如甲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与乙国国民生产总值之比就反映了甲乙两国在经济实力上的差距。 第四,动态相对指标。它是某一现象的报告期数值与同一现象基期数值之比,反映了事物的发展速度或增长速度。例如我国1994年国内生产总值为44,918亿元,1993年为34,477亿元,1994年为1993年的222.6%,即增长11.6%(按可比价格)。 相对指标的计算以总量指标为基础,在计算时必须注意两个对比指标的可比性,这是计算相对指标的前提。只有所对比的两个指标包含的内容、范围、时间等完全一致,才能正确地反映经济现象的特征,才能为我们的分析提供依据。在运用相对指标进行分析时还应坚持一个原则:即相对指标要与对应的绝对值结合起来运用。因为相对指标是两个绝对值对比的结果,在这里,不同现象绝对水平的差异被掩盖了。事实上,较大的相对数可能是两个较小的绝对数对比的结果,而较小的相对数则可能是两个较大的绝对数对比的结果。如果仅仅观察相对指标而忽视了现象绝对水平的差异,就不能全面反映客观现象的真实情况。例如1994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超过11%,而同期美国的增长速度低于4%,远远低于我国。但是如果联系绝对水平来看,1994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绝对额为45,006亿元人民币,约合美元5,500亿元,而同期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约为5万亿美元,比我国高出近10倍,其增长1%的绝对值是500亿美元,相当于我国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0%,这表明我国仍需保持较快的经济发展速度才能逐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可见,只有把相对指标与绝对指标结合运用,才可能对经济现象进行正确分析。 ③平均指标。平均指标是说明同质总体内某一数量标志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一般水平的综合指标,如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职工平均工资、商品平均价格、粮食单位面积产量等,反映了总体的一般水平。平均指标只能就同类现象进行计算,也就是计算平均指标的各单位必须具有同类性质。 平均指标也是在宏观分析中广泛应用的一类指标,它们可用于同一现象在不同地区、不同部门或单位间的对比,以反映各地区、部门或单位的效益;还可用于同一现象在不同时间的对比,以反映现象发展的趋势和规律性。除此之外,平均指标还可用于分析现象间的依存关系和进行数量上的估计推算,如利用部分总体单位计算的平均指标来估算其全部总体的平均指标,或乘以总体单位数来推算总体的标志总量等。 常用的平均指标有算术平均数、调和平均数、几何平均数、众数和中位数等,其中最为常用的是算术平均数与几何平均数。算术平均数是用总体各单位标志值总和除以总体单位个数后所得结果,它的好处在于通俗易懂,而且还是其他许多指标及分析方法的基础性指标。几何平均数是将几个变量连乘后开几次方根计算所得平均数,常用于计算平均发展速度等。
“更加精准有效,不急转弯”点明2023年财政货币政策操作要领。
专家表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23年宏观政策明确定调,给市场吃下一颗“定心丸”。明年我国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根据经济金融运行情况灵活调整,保持精准有效,但在操作上不会骤然大幅收紧。具体而言,货币政策方面,全面降准降息概率不大,但诸如对小微企业的定向支持政策料有一定延续性;财政政策方面,专项债发行规模扩张程度有限,但财政政策总体力度不会收缩,对重点领域支持将更为集中。
宏观政策保持“三性”
会议指出,明年宏观政策要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政策操作上要更加精准有效,不急转弯,把握好政策的时度效。要用好宝贵时间窗口,集中精力推进改革创新,以高质量发展为“十四五”开好局。
“2023年,为应对疫情冲击,我国出台了较多的临时性、阶段性措施。随着近期经济指标向好,2023年经济和社会回归正常,这些措施如何进行调整备受关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定调,让市场吃下一颗‘定心丸’。”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董希淼称。
天风证券银行业首席分析师廖志明认为,“不急转弯”意味着宏观政策会保持一定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不会骤然大幅收紧。2023年为对冲疫情影响,逆周期调节力度显著加大,宏观杠杆率上升明显,随着疫情防控见效、经济逐步好转以及稳杠杆必要性加大,需要平衡好经济增长与防风险、稳杠杆的关系。
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梁斯表示,在确保政策连续、稳定的基础上,要强化前期政策效果,继续推高猛薯动政策工具的创新,进一步保证政策的可持续性。例如,2023年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将到期,需要提前进行前瞻性的政策考量,确保政策的延续性。
“考虑到2023年,新冠疫情仍然是最大的不确定性。全球经济复苏前景仍不明朗,外部不确定性仍然较大,尤其全球超低利率环境可能会促使资本加速流入,这对我国的政策操作空间会带来一定影响。因此,宏观政策既要考虑为经济稳健增长保驾护航,又要有应对突发事件的准知慎备,合理把握调控的时机和节奏,确保我国经济金融保持健康稳定。”梁斯称。
在申万宏源首席经济学家杨成长看来,宏观调控的重点不只在于“松”或“紧”。从明年开始,我国要把宏观调控的整体视角,逐步转回到疫情前的总体思路上来,即,解决长期问题、解决深层次问题、解决“十四五”发展面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稳健货币政策灵活精准
会议指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精准、合理适度,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处理好恢复经济和防范风险关系,多渠道补充银行资本金,完善债券市场法制,加大对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绿色发展的金融支持,深化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货币政策在坚持稳健基调不变的同时,强调要‘灵活、精准、合理、适度’八字方针。”董希淼认为,灵活,要求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求进行适时调节,如果经济恢复速度较快,部分阶段性政策可能退出;精准,要求流动性更加精准滴灌到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加大对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绿色发展等支持;合理,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流动性将保持在合理水平;适度,既不会让市场感觉到“缺钱”,也不会“大水漫灌”,保持宏观杠杆率稳定,在恢复经济和防范风险之间寻求平衡。
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预计,有些政策到期可以退出。比如,今年年初,央行拿出3000亿元再贷款支持金融机构对防疫物资生产运输企业加大支持,提供超低水平贷款利率,目前生产已进入常态,这项政策可能到期就会退出。但一些政策仍然应该“应延尽延”。比如,针对小微企业的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在小微企业承诺稳岗就业的情况下,要继续鼓励金融机构通过无还本续贷方式支持小微企业,保戚者持其资金流稳定,防止政策断档导致小微企业经营出现困难。“对于两项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应考虑作进一步优化和完善,定位于定向支持中小微企业的长期政策工具,更好发挥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作用。”他建议。
谈及明年政策操作,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唐建伟预计,2023年央行全面降准降息概率不大,但不排除会通过定向降准支持中小微企业及制造业的可能性。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尹恒表示,从今年三季度开始,货币政策出现边际调整,应密切关注当前经济运行状况,维持松紧适度的货币政策,保证流动性合理充裕,特别要防范经济技术性下行风险。
在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看来,明年政策利率有望保持稳定,但市场利率中枢会有所上移,新增信贷、社融规模会有小幅下调,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定向滴灌特征将更加明显。
积极财政政策提质增效
会议指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质增效、更可持续,保持适度支出强度,增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障,在促进科技创新、加快经济结构调整、调节收入分配上主动作为,抓实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工作,党政机关要坚持过紧日子。
尹恒表示,过去一段时间,我国实施了超常规积极财政政策,未来一段时期内不应过早设立超常规积极财政政策向常规性积极财政政策转变的时间表,而应当密切关注经济走势。财政赤字率的调整、专项债规模的适当调整、对中小企业补贴的退出、中央财政直达资金的调整等都要根据宏观经济走势审慎地作出决策,尽量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另外,目前财政政策支出效率和效果还有待提高,应给予重点关注。
温彬表示,财政政策强调提质增效,这涉及两方面:一方面,明年财政力度不会明显收缩。在今年疫情影响下,财政政策力度空前,包括特别国债、专项债等在内的广义财政规模超过8.5万亿元。明年广义财政规模仍要保持适度增长,财政赤字率设在3%左右比较适宜。在地方政府专项债方面,明年新增专项债券规模可能在3.3万亿元左右,较今年小幅减少。但要看到,当前有个别地方政府面临较大财政压力,要注意更好发挥地方政府专项债的作用,支持财政发挥在稳增长、惠民生等方面的作用。另一方面,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更加强调财政支出的效果。对一些民生短板、薄弱环节等要加强财政支持力度,继续对实体经济实施减税降费,降低市场主体的经营成本。
唐建伟预计,明年抗疫特别国债不会再发,财政赤字率可能回到3%左右,地方专项债的发行规模应该也会有所下降,但全年财政支出规模仍会大于今年,财政支出力度不会减弱,质效会更高。
三、对下半年经济走势的分析判断
下半年,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国际环境更加复杂。次贷危机影响将向实体经济进一步扩散,美、日、欧等发达经济体和俄、印、巴等新兴经济体经济都出现不同程度放缓,世界经济增长下滑趋势明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亚洲开发银行分别预测2023年世界经济增长将比2023年增幅回落1.1个和1.5个百分点。同时,能源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不断攀升,世界范围内通货膨胀有所加剧。对于全球经济走势,有的专家认为,本轮全球经济放缓和通货膨胀抬头将导致全球经济出现较大幅度的周期性调整,而有的则认为,经济增长下滑将在今年年底前企稳,全球经济明年会重新回到上升通道。尽管对全球经济走势的判断仍存在分歧,但全球经济放缓和通胀加剧短期内已成定局,而且不确定性因素增加,国际经济环境趋于高毕恶化。
从国内看,促使经济增长减速的因素明显增多。一是出口增速将继续回落。受国际需求减弱、成本上升和人民币升值等因素影响,外贸出口增长将进一步放缓,对经济的拉动作用继续降低。根据美国的统计,今年一季度中国(含香港)对美出口仅增长1.8%,值得重视。二是消费实际增长将放缓。居民收入实际增长偏低和价格总水平高位运行,大大削弱了居民消费能力。房地产和汽车两大消费热点明显降温,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乏力。三是投资实际增长将减速。受出口和内需增长回落的影响,投资增长动力不足,加上银根收紧、股市融资规模缩小、企业利润增长回落等因素使投资资金趋于紧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长将减速,估计下半年扣除投资品价格指数后的投资增长在15%左右。尽管灾后重建在一定程度上能拉动投资增长,但改变不了投资增长整体趋缓的趋势。
总体看,我国经济在2023年前三季度达到12.2%的增长高峰后,去年四季度已经显现高位回落势头。今年上半年,经济周期性、趋势性下滑态势更加明显,全年经济增长将继续平稳下行。值得注意的是,在经济步入下行通道的同时,物价涨幅明显升高,国民经济从“高增长、低通胀”正向着“高增长、高通胀”甚至“低增长、高通胀”发展。有关机构对2023年主要国民经济指标的预测结果见表1。
表1:部分研究机构对2023年主要国民经济指标的预测
增长率单位:%
指 标 国内生产总值(GDP)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外贸出口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 M2
国家信息中心 10.3 24.5 18.7 20.0 7.0 17.7
中国国际金融公司 10.3 26.3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
12.4
(实际增长率)
20.0 7-7.5 16
(目标值)
中国人民大学课题组 10.4 25.1 19.0 19.5 7.1 16.3
如何看待当前的增速回落?我们认为:第一,在连续多年的高速增长后,从内外因素考虑,增速回落带有一定的必然性,如果全年能保持10%左右的速度,是符合宏观调控的导向和要求的。宏观政策应保持稳定和连续。第二,不少机构预测,2023年的经济景气并不乐观,甚至会进一步回落,因此,也要防止经济出现惯性下滑、回调幅度过深。为此,要高度关并备注出口和投资实际增速的变化,关注房地产市场走势,关注就业情况变化,关注可能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出现的经济、金融危机,适时适度地调整政策力度和导向。
四、值得关注的几个问题
(一)通货膨胀压力仍然较大
通货膨胀不断加剧已经在多国蔓延。美国5月份通胀水平达到4%,迫使美联储放弃旨在刺激经济增长的降息政策。欧盟5月份通胀为3.6%,创16年来新高,6月份进一步达到4%。部分新兴国家如俄罗斯、印度、巴西,通胀水平都超过10%,据高盛公司的一份报告显示,全世界有一半的国家物价涨幅将达到两位数。在全球物价高涨的同时,我国CPI涨幅已经从2023年前5个月的2.9%提高到今年的8.1%,尽管受季节性因素和食品价格回落影响,5月份当月同比涨幅略有下降,但物价回落的基础并不牢固,而且中长期上涨的压力有增无减。一是国际大宗产品价格攀升。前5个月,大豆、食用植物油、铁矿砂、原油和成品油进口价格分别上涨77.9%、75.6%、绝念毁78.8%、64%和66.9%。在刚刚结束的与澳方铁矿石价格谈判中,我国接受了铁矿石上涨80%—96%的涨幅。二是国内粮食价格上涨压力增大。国内市场粮价远低于国际市场,5月份国际市场大米、小麦和玉米价格分别比国内市场每吨高3560元、200元和80元。国内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明显,农民种粮效益偏低。为保障粮食安全,防止出现粮食大规模走私,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的呼声很高。三是上游生产资料价格加速上涨。前5个月,流通环节生产资料价格同比上涨16.7%,涨幅比上年同期提高11.9个百分点,当月涨幅从1月份的11.9%逐步提高到5月份的21.4%,其中钢铁、原煤和成品油价格分别上涨40.4%、33.2%和17.3%。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增幅自去年10月以来逐月攀升,今年4月份达到创历史新高的23.6%。四是成品油、电力和煤炭价格理顺将增大涨价压力。为缓解国内成品油与国际市场原油倒挂问题,国家近期调整了国内汽柴油价格,将影响全年CPI上涨0.5个百分点,但上调后大体相当于原油价格每桶90美元的水平,距离当前约140美元的国际油价,还存在很大的调整压力。同时,解决“市场煤、计划电”、电力企业大面积亏损的问题,电力价格调整幅度也是远远不够的。五是城市公共服务价格上涨压力大。当前,城市垃圾处理费、污水处理费以及供水、供暖和供气等公共服务价格仍然偏低。
通货膨胀一旦超过一定的水平而得不到有效控制,将改变居民和企业的预期,对经济产生严重的破坏性后果。越南今年以来通货膨胀水平不断上涨,6月份高达26.8%,国内金融市场出现动荡,国民经济遭受严重打击。当前,要密切关注我国通货膨胀走势,防止通胀水平过高给国民经济带来严重破坏。同时,要继续推进价格改革,理顺价格体系,这样做短期可能进一步推高通货膨胀,但抑制不合理需求、刺激供给的作用也相当明显,实际上有助于控制通胀。靠价格管制来解决通胀问题很难奏效。从国际上看,美国1973年左右曾试图依赖价格和工资管制遏制通胀,反而适得其反;委内瑞拉作为一个石油生产大国,虽把成品油价格控制在极低的水平,但全国的通货膨胀率却超过20%。
2023年我国新增石油消费已占全球新增石油消费的近40%,国内成品油价格政策成为影响国际油价的重要因素,但目前国内成品油价格在上调后仍然偏低,甚至低于某些石油出口国水平,国内石油需求居高不下,加大了国际油价进一步上涨的压力。据中金公司测算,国内成品油价格如果提高50%,炼油毛利就能达到国际水平,国内供给就会增加,也会抑制部分不合理需求,减缓油价上涨压力。而且,如果2023年中期国内油价提高50%,则我国2023年通胀水平将降到7.3%;如果不提高,则2023年通胀水平将达到8.7%。
(二)出口形势不容乐观
国内外经济环境趋紧和政策调整产生叠加效应,使我国出口形势面临严峻挑战。前5个月,出口同比增长22.9%,增幅比上年同期回落4.9个百分点,若考虑人民币对内贬值和对美元升值幅度较大的因素,出口实际增长下降较快。特别是在一些外向型经济地区,对外贸易增速明显放缓。前4个月,广东省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4%,低于全国24.4%的增长水平,比上年同期回落8.2个百分点,其中出口回落10.7个百分点。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受到更大冲击,广东省前4个月纺织服装、塑料制品和玩具出口分别增长0.7%、7.4%和7.6%,回落11.2、18.5和29.2个百分点,全国服装出口5月份已经出现同比0.64%的负增长。在出口增长大幅回落的情况下,不少出口型企业效益明显下降,有的甚至陷入亏损状态,但许多企业表示,目前只能暂时以牺牲利润来保住来之不易的市场份额,这种局面难以长期为继。
近两年来,为了缓解国际收支顺差,引导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加工贸易政策调整措施。部分加工贸易规模较大的地区对此反映强烈,认为政策调整范围广、出台时机急,而且过于频繁,对加工贸易企业生产经营影响过大。而且,这次政策调整使很多外商认为我国原有的外贸外资政策产生了方向性变化,对政策风险的忧虑与日俱增,经营信心受挫。加工贸易政策调整主要是控制“两高一资”和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产品出口过快增长,导向是完全正确的,但政策的出台没有充分考虑国内外经济环境变化特别是欧美经济濒临衰退造成的严重影响,时机选择不尽合适。建议暂缓出台新的加工贸易调整政策,保持已有政策的稳定性,给企业缓冲期,避免对出口造成过大冲击。同时,建议对出口增长和出口企业利润增长回落的情况,要按行业和按产品进行深入分析,及时评估政策调整的效果,不能仅通过行业平均数变化来看问题。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也要区别对待。对纺织服装、玩具等我国优势突出、能够有效缓解就业压力的产业,特别是其中一些高端产品,应该考虑给予一定政策倾斜。
(三)房地产市场走势可能出现逆转
今年以来,全国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一些新情况。一是房价涨幅出现高位回落,不少大中城市房价开始下跌。前5个月,房屋销售价格同比分别增长11.3%、10.9%、10.7%、10.1%和9.2%,呈逐月回落态势;月均环比涨幅为0.2%,明显低于去年1.0%的涨幅,5月份当月有12个城市出现环比负增长。分地区看,广州、深圳等珠三角主要城市新建住房价格今年以来呈负增长,成都、重庆5月份新建住房价格环比涨幅分别为-0.4%和-0.1%,北京、天津等环渤海主要城市房价小幅上升,但涨势明显趋缓。在一些城市,名义房价虽没下降,但开发商已经出台“买房送车”等隐性降价措施。二是成交量大幅萎缩。前5个月,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7.2%,增幅比上年同期回落23.8个百分点。在价格上涨趋缓和成交量萎缩的同时,房地产开发投资前5个月同比增长31.9%,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4.4个百分点,不少专家分析,这是前期在建规模过大所致,不一定反映需求仍然旺盛。
经过多年快速发展,房地产业在我国经济中已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房地产和建筑业增长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接近20%,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接近10%,房地产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在25%左右,房地产贷款余额占商业银行全部贷款余额约20%,来自房地产的收入在地方财政收入中占相当大的比重,许多地方干脆就是“土地财政”。截至6月底,我国资本市场股票指数自年初以来已经下跌近50%,而同样作为资产价格的房地产价格,“买涨不买跌”的心理预期影响非常显著,一旦出现房价大幅下跌,影响不可小视。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房价大跌引发次贷危机全面爆发的前期,也曾出现房地产成交量大幅萎缩的情况。当前,一方面,要深入调查研究房地产行业资金链、交易量和开发投资方面的情况,密切关注并及时分析房地产市场走势,稳定和调整调控政策,合理引导住房消费预期。另一方面,要科学评估和防范房地产市场对地方财政和金融体系产生的潜在风险,把握好政策调整的节奏和力度,避免出现因房价大幅回落而集中暴露财政金融风险,对经济造成大的冲击。
(四)农民增收难度加大
今年一季度,农民人均现金收入1494元,同比增长18.5%,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9.1%,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3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农资价格、农村用工成本和农机作业费大幅度上涨。春耕备耕期间,磷肥、钾肥涨幅高达100%至200%,农膜、柴油等农资价格平均涨幅也在20%以上。目前,农肥涨价压力仍然很大,尿酸、磷酸二铵国内外价差也分别由去年9月的每吨690元、1042元扩大到今年5月的2050、3800元。6月20日,国家调整柴油价格,将使以石油及其制品为原料的农资生产和运输成本大幅增加。尽管农产品价格大幅上涨,国家三次提高农资综合直补标准,两次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水平,但是粮食直补与粮价上涨难以抵消种粮成本的上涨,农民种粮增收困难,种粮积极性不高。据有关农户调查资料估计,2023年一亩小麦纯收益为153.5元,比上年减少49.74元,下降24.5%。
目前,在部分地区出现了粮食最低收购价格远低于市场价格的情况,粮食最低收购价不能发挥指导作用,形同虚设,不能保障种粮农民利益。粮食最低收购价不应仅是作为托底价和保护价,还应当起到指导价和标杆价的作用。从当前情况看,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能够直接有效地提高农民收入,操作成本也低于不断增加各种补贴的方式。据有关估算,粮食最低收购价提高1毛钱,农民将增收达1千亿元。因此,为了确保我国粮食安全,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应当适当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保证农民种粮收益。
(五)“热钱”流入规模增大
今年以来,外汇储备增速加快。5月末,外汇储备余额比年初增加2688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多增424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428亿美元,增长55%,增速比去年同期提高40个百分点。除去提前结汇、资金到位比较集中等因素外,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热钱”加速流入。国际“热钱”大规模流入中国,对我国金融和经济安全将构成威胁。一是国际资本持续流入,央行被动结汇,通过频繁的公开市场操作以缓解由此造成的流动性过剩的压力,导致央行货币政策操作的有效性、主动性受到制约。二是目前我国金融监管体系不完善,金融基础建设相对滞后,这些短期国际资本将可能利用我国经济结构上的薄弱环节和金融制度安排的缺陷,对金融市场进行冲击,引发金融市场动荡。
目前,人民币经常项目已经实现完全可兑换,资本项目部分可兑换,境外资金可以借助可兑换项目,通过复杂多样的方式和渠道进行跨境流动,隐蔽性很强,监管难度很大。解决“热钱”问题最有效的办法是通过利益机制调整,弱化资金流入的动力。汇率调整有利于弱化升值预期,但调整方式需要完善,防止强化单边升值预期。
(六)进一步完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面对当前复杂的经济形势,仍然要坚持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同时要根据情况变化,在具体执行中进行调整。在继续收紧银根、控制银行信贷的情况下,应积极发展直接融资,拓宽融资渠道,缓解目前企业资金偏紧的问题。建议加速发展债券市场,进一步扩大公司债券、企业债券发行规模,适时允许省级地方政府发行地方债券和定向灾后重建债券,加快发展非银行金融业务。出台新的货币政策需要充分考虑市场预期的因素,应做好解释工作,把握好出台时机,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恐慌,引起金融市场大的波动。为防止经济出现大幅下滑,可以发挥财政政策稳定消费需求的作用,建议进一步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降低储蓄存款利息税税率,增加居民实际收入。为缓解企业成本不断上升的压力,可以降低收费公路通行费等税费标准,对通过技术创新降低成本的企业加大税收减免和抵扣。在全国范围内尽快推广增值税转型改革。(全国人大财经委经济室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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